刚刚3岁,爸爸带郎朗去学钢琴,每次学习一两个小时,却不觉得累,非常喜欢学。爸爸发现郎朗不仅有音乐天赋,还能吃苦。
在郎朗9岁的时候,爸爸让郎朗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琴,于是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辞职信,大意是:“我必须去北京培每天上午去上文化课,下午去学琴。为了更多地了解钢琴知识,爸爸每节课都要站在郎朗教室外“偷听”,等下课回家后,父子俩是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讨论老师教的课。10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郎朗每天要完成8个小时的训练,渐渐地,他可以熟练地弹奏难度很高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能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后来就连著名指挥家马泽尔都感到惊讶:“郎朗的钢琴基础在哪里打下的?”有人告诉他说:“郎朗是在中国学的。”
13岁的郎朗获得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一名后,他的“好日子”就已经开始了。郎朗和辞去公职的父亲郎国任租住在北京白纸坊一座条件简陋的二层筒子楼里,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父子俩挤在一居室里,除了一套好一点儿的音响和一台必备的星海牌钢琴之外,连电视机也没有。这是父子俩刻意营造出的紧张、充实的奋斗环境。郎朗每天过着学校和家两点一线的学生生活。上午到校学习文化课,下午在教师赵屏国的指导下练琴。上完一天的课,郎朗和所有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揣着公共汽车月票往家赶。到家后,郎朗要在那台星海牌钢琴上继续练琴。父亲要是回来晚了,郎朗就会一个人到小铺里花几块钱买碗粥、一屉小笼包,填饱肚子。
“到北京第一天被邻居骂,第二天警察上门查户口,第三天居委会说你别弹琴了,你的琴声吵死人了,第四天楼下小孩说就因为你我的功课从100分降到70分了,再弹一个星期我就不及格了,坏消息一个个接踵而来,在学校也被同学取笑,嘲笑你的口音是东北农民……”在影片《郎朗的歌》中郎朗回忆了心酸的求学之路。虽然拚命苦练但郎朗意外地遭到了钢琴老师的当头棒喝,“钢琴老师不喜欢我,每天都在说你不可能成为钢琴家,劝我回沈阳算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求学条件的窘迫曾让“郎爸”精神陷入了一种濒于崩溃的地步,当他再无法面对这一切的时候,终于对郎朗说出自己的想法,“给你三个选择,第一是回沈阳,第二是跳楼,第三是吃药”。郎朗在听到父亲给自己的选择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想跳楼太恐怖了,就说那吃药吧。”
“等到开始吃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世界,但我不想吃药,然后我就拿着药扔向我爸,说你吃吧,我才不吃呢。然后我爸开始打我,我也头一次反抗,然后我开始骂钢琴骂北京,把所有不高兴的事情都骂出来。”郎朗爸爸每次回忆起如此冷酷的场面时,都会不由自主流下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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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郎朗两岁多的时候,看完动画片《猫与老鼠》,很喜欢里面的一段钢琴曲,便无师自通地在自己家的旧钢琴上弹出了这段曲子。天才的确不能用科学解释,但也不排除当他们通过勤奋出人头地后,需要一个始出于天才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郎朗的身上寄托了父母全部的梦想。从他三岁学琴开始,父亲郎国任便全程监护。当时他们所住的院子里,大家像打仗一样拼着培养自己的孩子。郎国任与周秀兰夫妇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拼爹拼妈战,倘若不是冯导捷足先登,他们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更为催人泪下的《我将青春献给了你》。在郎朗沈阳的旧居里,只有一张不大的木床,一家三口曾经挤在上面。宽敞的客厅里却放着一架钢琴,钢琴周边的环境收拾得井井有条,郎朗每天放学回家就与父亲一起坐在钢琴边,没有寒暑。一次,四岁的他去亲戚家玩,一群小朋友正玩得高兴,老爸忽然抬腕看表,说你该弹琴了。郎爸总还算留了点情面,没把小孩直接拎回家,却要求他将手放在地板上,模拟键盘练指法。其他小孩用同情的目光刺伤了郎朗。当然,多年后,当他的高端钢琴俱乐部开张,一个会员一年的会费就够抵童年伙伴一年的工资的时候,也算是报了这一箭之仇。
郎朗的童年是孤独的,尽管成年后,他直着脖子喊“这就是我的人生,我愿意”。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的人生,这是他父母的人生。世界里只有钢琴的小孩,唯一交朋友的机会是一起学琴的孩子。但对于郎朗,这是不现实的。比他弹得差的,他瞧不上;比他弹得好的,他会像记住仇人一样牢牢记住他的名字,直到自己超越他。
10岁之前,郎朗在沈阳风光无限。得过少儿钢琴比赛一等奖,上过报纸。当老爸骑着警用摩托车与他一起奔驰在通往钢琴课老师家的路上时,两个男人心中都充满着豪情。有人将人生看做一种享受,有人视为一场修行,而他们,将其当做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