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少年肥胖现状调查报告
配着奶奶烧的大半只鸡和油汪汪的红烧肉，刚进家门的佑佑(化名)风卷残云地将3碗米饭，外加两杯可乐倒进了肚子。不到一刻钟，才摆满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
抹抹嘴，抓起桌旁的游戏机，佑佑圆滚滚的手指开始在按键上熟练地舞动，“这是我一天最大的盼头”。说话间，佑佑脸上两个鼓起的腮帮子，甚至高过了鼻头。
刚满9岁，体重已经濒临120斤，但这在佑佑奶奶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我家孙子这是胃口好，早上要煮两包方便面，还要打上3个鸡蛋才能吃饱”。尽管她已经注意到，宝贝孙子靠向椅背时，座下的小木凳正嘎吱嘎吱地响。
“中国农村儿童正在急速变胖中。”
这一结论来自《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关于中国山东农村儿童肥胖情况的研究报告。
报告分析了山东省近2.8万名年龄在7岁至18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儿童，时间横跨了1985年至2014年的30年。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参与调研的儿童中，有17.2%的男孩和9.11%的女孩肥胖，而这两组数据在1985年时都不足1%。
“也就是说，在30年前的山东农村，100个孩子里或许都没有一个胖子，然而在2014年，每6个男孩和每11个女孩中就分别有一个‘小胖墩儿’。”该报告的联合作者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张迎修对此表示，“这是我见过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口最急剧的增长。”
若依照目前趋势，研究报告称，到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的超重孩子将多达4850万，超过西班牙的总人口数量。而届时，耐糖量减低的中国儿童预计将达150万，患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等与肥胖有关的其他疾病患者也将多达460万。
肥胖被称为“城市病”的时代正在远去。
农村胖童比例高于城市
跟佑佑家隔着两个院子，小胖妹的生活却远不如佑佑“潇洒”。
今年16岁的“小胖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晓夏，但这个名字却鲜为人知，“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叫我‘小胖妹"。
超过160斤的体重，是晓夏从小到大的烦恼。
“我爱打麻将，有时候顾不上做饭，就会让她去村里的小卖部自己买零食吃。后来习惯了，一到饭点，她就主动上牌桌找我要钱，然后到小卖部买着吃。”晓夏的母亲回忆道，早在7岁时，晓夏的体重就已经远远超过同龄人。
为了让女儿把体重降下来，母亲给晓夏报过不少减肥班和专门针对胖小孩儿的减肥夏令营，甚至带她去看过医生，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她已经对零食严重上瘾，根本控制不住。”
时间越久，晓夏的体重就越重，接受的嘲笑与讥讽的目光也越多。
14岁那年，在和班里同学大吵一架后，晓夏再没有去过学校，至今辍学在家。
“她没什么朋友，性格自卑，脑子也比同龄人差，不愿意跟人交流。现在更是连家门都不愿意迈出一步，我都不知道以后我不在了，她怎么办。”谈及未来，晓夏母亲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其实，农村儿童肥胖问题，并非今天才显露端倪。
根据每5年一次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显示，2005年开始，农村儿童肥胖增长率就超过了城市。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与2002年相比，2013年中国7岁至17岁城市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上升2.4和3.1个百分点，而农村则分别上升5.1和3.6个百分点，均高于城市。
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去年亦曾对中国25个省市16000多个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乡村、城镇和城市儿童的轻度肥胖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24.62%、15.04%和13.58%，农村儿童的肥胖比例明显高于城镇和城市。
“我们预计未来几十年这种趋势在中国农村仍将持续。”在张迎修看来，对于决策者而言，这是一记警钟，“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13.6亿人口中约有一半生活在农村地区。”
“不可否认，目前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儿童营养状况不良，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肥胖可能才是未来农村儿童健康的大难题，这也应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张迎修说。
传统观念“功不可没”
不同于城市，农村的儿童肥胖，在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胡小琪看来，有其独特的成因。
佑佑出生后不久，父母就去了南方打工，一年难得回次家。这让佑佑这个由爷爷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从小就在溺爱中成长。
而爷爷奶奶对佑佑的溺爱方式，也来得简单、直接：“得吃饱饭。”
“我们走访了许多农村，发现农村对食育知识的了解普遍缺乏。”在调研时，胡小琪发现，对于刚刚走出食物匮乏时代、还保留着饥荒记忆的农村来说，固有的传统观念里，依然保持着“要吃饱、多吃油、多吃肉”的惯性，而这一观念在无节制的进食中逐渐失控。“对于饿过肚子的老一辈而言，对孩子在食物上的纵容就显得更加无可辩驳。”
根据今年早些时候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孩子由谁带”是儿童体重超标的重要影响因素。
该研究报告指出，由祖辈照看的孩子超重或肥胖的几率，要比由父母照看的孩子高两倍以上。而由两位以上祖辈照看的孩子，超重的几率更高。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今，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传统的中国饮食已经向着高脂肪、高热量、低纤维的结构转变。”张迎修直言，家长投其所好，孩子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许多家长以孩子不喜欢吃为由，放弃了培养孩子吃蔬菜、水果的饮食习惯，而选择了含糖饮料、油炸食品。”
2016年6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发布《中国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该报告显示，在农村家庭，多数人不知道什么食物真正有营养，经常出现“把鸡蛋卖了换方便面，用胡萝卜喂家禽”的现象。
而在郑州，一项针对农村家长的调查也表明：78.92%的农村家长不知道哪些是高能量食物，仅有6.77%的家长会限制孩子喝饮料，2.75%的家长会限制孩子摄入过多的肉类食物。
与此同时，在不少农村小卖部里，“奥利奥”变成了“奥和奥”，“营养快线”变成了“营养干线”。
在张迎修看来，用料低劣、着色剂滥用、添加剂超标的假冒伪劣食品，也是造成农村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因。
此外，互联网的普及让农村儿童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变，进而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从晚饭后，佑佑就开始了自己的游戏机时间，除了从椅子挪到床上的几步外，几乎没再走动过。
“以前农村的孩子大多在外边玩，现在基本上闲下来就开始打游戏、玩手机。”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裕明对此表示，“这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
肥胖背后的经济压力
中国农村肥胖儿童问题其实也是世界肥胖趋势的一个缩影。
据《国际儿童肥胖杂志》去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20年，美洲地区超重儿童数量将大幅增加，从目前占儿童人口总数的1/3上升为1/2。欧盟国家的肥胖儿童比例也将从现今的25%增加到38%。而中国儿童也将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到2020年，每5个儿童里，可能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差异，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城乡之间，儿童的肥胖状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陈裕明解释道，通常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儿童的肥胖率会率先走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肥胖率在经济增长之后随之跟上。
早在上世纪末，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儿童医院医学中心就曾对美国不同收入的家庭进行访谈调查，结果发现，美国低经济收入家庭常有以下观念和行为：害怕婴儿没吃饱，过早地喂米、谷类和其他固体食物，尽量满足儿童对食物的需求，却忽视体重，造成孩子肥胖。
这也是美国低收入家庭儿童的肥胖问题高于高收入家庭的原因之一。
“但是，这一相关性随着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会迎来拐点。”陈裕明称，在现代观念看来，肥胖“早已不是一种‘富态’，而是一种疾病。这也意味着医学界对肥胖的认识已从‘公共卫生问题’向‘慢性疾病’转变。”
而对于儿童而言，肥胖或许有着更大的健康隐患。
“儿童期肥胖会更容易、也更早地演变为成人肥胖。”据陈裕明作出的调查显示，学龄期儿童肥胖转变为成人肥胖的危险度是非肥胖儿童的3.9至5.6倍，大约有42%到63%的学龄肥胖儿童将转变为肥胖成人。
此外，儿童肥胖还将成为其成年后出现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胆结石、肾脏病、脂肪肝、猝死、乳腺癌、痛风等疾病的诱因。
2012年，国际肥胖研究协会曾公布过一份研究报告。
该报告显示，在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出现了至少一种心血管危险因素。而在中国，有170万青少年正饱受糖尿病之苦，另外还有2770万人被认为是糖尿病前期。在12岁至18岁的孩子中，有1.9%患有糖尿病，相当于美国同龄人的四倍。
与疾病相偕而至的，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中国疾控中心官网中的一组数据显示，10年前，中国超重和肥胖所造成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直接经济负担就已分别达到89.7亿元、25.5亿元、22.6亿元和73.3亿元。
另一方面，“肥胖还会造成心理问题，社会交往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胡小琪表示，“与体重正常的同龄人相比，肥胖青少年更容易情绪低落，形成自卑心理和自闭性格。”
形成合力预防肥胖
农村儿童的肥胖问题，如今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1年中国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每年支付160亿，为试点地区的农村学生提供每天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到2014年，该计划已经覆盖了22个省、699个试点县，累计3200万学生受益。
此后，防止儿童肥胖被写进《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
该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应加强卫生人员技能培训，并更好地引导父母给孩子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
“虽然目前没有国家成功解决了儿童肥胖的难题，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出台相关公共政策的步伐。”在胡小琪看来，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儿童肥胖状况会比现在还要糟，“这就像是没有刹车的列车，任何使它慢下来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且在防治儿童肥胖这个问题上，有的国家已经看到了曙光。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健康、无饥饿儿童法案》的重新授权，将为学生提供正餐的计划扩展到美国的五十个州，同时还提高了免费午餐的补助，以便让更多儿童在学校吃到健康的午餐和晚餐。
而依照新法规，从2014年秋季入学开始，学校自动售货机必须储存有全麦饼干、燕麦棒和水果干这类食品，巧克力棒、奶酪块、糖类等高热量食品的销售被限制。
“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农村学校借鉴。”陈裕明表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空心化”等多重因素，农村儿童肥胖干预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亟待各方形成合力，多措并举。“农村儿童普遍上学离家远，或者父母不在身边，很难能吃得健康。“如果相关部门能出台餐饮标准，让农村儿童最重要的两餐，甚至三餐都能在学校解决，同时禁止校内出售高热量零食，不仅会遏制农村儿童肥胖率上升，还能改善贫困地区营养不良儿童的营养状况。”
此外，在胡小琪看来，观念的改变才是重中之重。“而由于孩子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就成为培养孩子健康观念的关键场所。”
对此，胡小琪建议，逐步为农村学校配备营养师，负责制定学校食堂营养食谱，指导供餐人员选购、制作食物，同时在学校开展饮食行为教育，让孩子懂得各种食品有什么营养，有哪些危害，从而自觉地科学饮食，逐步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同时，胡小琪还建议建立国家营养日或营养周，开展食育进农村等活动，加大公益广告投入，发布适宜不同人群的膳食指南。“还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多的现状，在家庭监管缺失的情况下，让相关社会组织走进农村，来帮助农村孩子建立健康饮食意识，帮助他们科学化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