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农村婚嫁彩礼再调查报告

孙小飞

甘肃农村婚嫁彩礼再调查报告

  近年来,农村“天价彩礼”广受媒体关注。2009年,本报曾就我省农村彩礼导致农民返贫、致贫的现象,进行了采访报道,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思。时隔7年,甘肃经济日报记者再次深入农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追踪。令人遗憾的是,在一系列喊停“天价彩礼”的措施面前,彩礼却一路飙升,不仅为家庭矛盾和贫困埋下隐患,而且严重影响着乡风文明,阻碍着当地经济发展,也成为提倡和谐社会中一道不和谐“音符”。

  高额彩礼逐年攀升

  结婚原本是一件美好、幸福的事情,但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冯向阳(化名),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无奈和烦恼。

  冯向阳是正宁县徐家村人,2008年大学毕业,现在在当地一所小学任教。近六年来,冯向阳相亲数次,都未成功,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彼此都有好感的女孩,但到了谈婚论嫁的环节,女方提出的要求,让这个身材魁梧的小伙有些吃惊:除了18万元的彩礼钱,要在县城买一套楼房,另外还要买一辆价值在6万元以上的汽车。

  “这些要求也太高了。”冯向阳有些抱怨地说,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年迈的爷爷疾病缠身,常年吃药,妹妹正在上学,家里的经济来源除了6亩农作物,主要以父母打零工为主。他所积攒的工资,不足彩礼的三分之一。

  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冯向阳要么放弃这段姻缘,要么答应女方条件。然而,在当地,适婚男找对象难是不争的事实,像他这样的年龄更“愁娶”,错过这个机会,打一辈子光棍都很难说。冯向阳粗略算了一笔账,在县城买套房子,交首付得十几万元,加上18万元的彩礼,还有一辆车,至少得三十几万元,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笔开支就如同一组天文数字。最终,在媒人的协商下,女方将彩礼降到了15万元,但其他条件不能少。于是,冯向阳家东借西凑,总算把房子和车定了下来,这才把婚礼订在了腊月二十二。

  事实上,冯向阳的经历并非个例。正宁县周家乡徐家村村委会主任李永宏告诉记者,去年,他们村彩礼在16万—18万元,今年的彩礼涨到了20万元,甚至有些更高。

  据了解,最近几年不光庆阳,陇西、平凉等地的彩礼也居高不下。一路飙升的彩礼不仅让一些农家因结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也让部分适婚男青年直呼“娶不起”。

  诸多因素助推彩礼飞涨

  那么,农村彩礼缘何一路飙升?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有发认为,造成农村彩礼“屡创新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方面,首先,不良社会风气的催化,所谓面子造成的攀比风气,一些村民看到别人家的女孩出嫁彩礼要8万,她家姑娘出嫁非要9万,在一家比一家高的攀比心理的促动下,彩礼文化不断的被曲解,婚姻货币化,彩礼钱节节攀升。其次,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农村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思想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大部分女孩出于对改变自身命运的考量,一般不愿意嫁到本地。也有一些女孩子外出务工或求学后,大部分不愿再返回农村,由于农村适婚女性总体数量减少,男性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越来越困难,“物以稀为贵”,姑娘的.稀缺也间接导致彩礼不断上涨。另外,部分女方家庭出于对女儿未来生活的考虑,担心女儿的生活保障,希望多要彩礼留给女儿做保障。

  此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彩礼本质上是财富在家庭之间的转移行为,是基于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抚养女方成人综合成本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补偿。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彩礼也就随之上涨。尤其在贫困农村,基于劳动力仍然是家庭获得收入的主要因素,随着女孩的外嫁,家庭实际劳动力减少(如女孩可以打工挣钱等)再加上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对于属于一次性补偿的彩礼而言,许多女方家庭普遍存在着能多要就尽可能多要的心理。

  “还是因为穷!”谈起农村高额彩礼,正宁县山河镇李家川村村支书蔺汉从直言,他们村因地形地貌因素,村子交通非常不便,住窑洞的村民占大多数,加上经济落后,适婚青年为了能娶到媳妇,只能一味抬高彩礼,就这还没姑娘愿意嫁过来。

  李永宏还说,在农村,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都会收取一定的介绍费,目前,说成一对姻缘,媒人的中间费大概在一万元左右,无形中也抬高了彩礼的价钱。

  综合治理遏制陋习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是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所必须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一路飞涨的天价彩礼,最终的结果导致因婚致贫、因婚犯罪、因婚生怨等问题相继出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成了各个阶层探讨的话题。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民俗学专家柯杨表示,彩礼又称财礼、聘礼,是我国古代“六礼”的婚礼程序之一,在我国由来已久,父母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男方给女方一定数量的钱财作为彩礼,是人之常情,也是图个喜庆。如今,农村畸高彩礼违背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也带出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为此,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成效甚微。对此,李有发表示,一是彩礼价格高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层面的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方面的原因。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单纯的引导、宣传、教育手段难以取得成效。需要建立官民互动机制,建立完善这方面的法律规范,重点完善农村养老体制,综合治理等。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才能有效地减少和杜绝“天价彩礼”现象。此外,应改变传统的生育观,让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彻底深入人心。

  为遏制“高价彩礼”蔓延,防止农民“因婚返贫”,在去年兰州市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建议,充分运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宣传载体,广泛宣传高价彩礼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一些反面典型。

  同时,应依法打击职业“媒婆”,建议由乡镇妇联、团委牵头,成立合法规范的乡村婚介机构,在每个村子设立婚介所,由妇女主任和热心公益的群众兼任“红娘”,不定期地对“红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从源头上遏制媒人哄抬彩礼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