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读后感范文1
同《赵氏孤儿》一般，《琵琶记》要向观众传达忠、孝、仁、义的正确道德思想，教化功能非常强。《赵氏孤儿》是大义、大忠，主要是集中于家族、派别之争，而《琵琶记》是个人的忠孝，主要是集中于一个普通人的忠孝之矛盾。
《琵琶记》展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一位普通书生蔡伯喈，一心只想留在家乡侍奉双亲尽孝道，却被双亲逼到京城赶考。考中之后，承受皇恩做了高官，又娶得佳人，却难以归家。要留在京城里做君王的一位忠臣，就无法回老家做一个孝子，如同第十三出中所唱的一般：
状元，你何须虑，不用焦，人世上离多欢会少。大丈夫当万里封侯，肯守着故园空老?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见母死王陵归汉朝。
在忠与孝中抉择，是多么困难。蔡伯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挣脱这些道德信条的束缚的，他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心里却始终无法忘记父母，忠孝实在难两全。忠与孝，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自然是忠胜于孝，否则蔡伯喈也不会迟迟都不回老家。最后，蔡伯喈双亲均去世，他和牛氏一同回去老家守孝，但守孝已结束，仍然是回京继续做官。这不难看出，《琵琶记》中，孝道自然要尽，但忠是在首位的。
在忠孝至上的基础上，儿女情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赵五娘和蔡伯喈之间，更多是举案齐眉般的互相尊重，互相扶持，而非《牡丹亭》的缠绵爱恋。蔡伯喈不愿上京赶考，是担心父母年老无人照顾，而不是顾念新婚的妻子，“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在第三十七出中，赵五娘与蔡伯喈终于相遇时，蔡伯喈第一句说的便是
呀，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啊，娘子，你怎的穿着破袄，衣衫尽是素缟，莫不是我双亲不保?”
重点不是在问为什么穿着如此破烂，而是在于“双亲”上。
赵五娘所展现的是一个极其守孝道和遵守仁义的女子，她的行为正好与蔡伯喈的行为互补，将整部作品的忠孝仁义的思想空白全部补全。
《琵琶记》读后感范文2
高明之《琵琶记》改编自《赵贞女蔡二郎》。由世俗创作转向文人创作，蔡伯喈成了忠孝节义的典范，词曲创作有了艺术追求，问答之际不见扭造，像“俺这里欢娱夜宿芙蓉帐，他那里寂寞偏嫌更漏长”这种共情的句子见证了其文学上的求新。
但有两个问题可以探讨。《琵琶记》将结局改成了蔡伯喈忠孝节义俱全，二女共仕一夫。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有些评论认为的大团圆结局符合观众审美要求。实际上，这就可以看出市井创作者向文人创作者的转变对戏剧创作的影响。这种转变是创作技法上的提高和创作立意上的转变并行的。创作立意受创作者身份的影响，市民阶层尚敢对背弃诺言的无耻官僚施以诅咒式的报复，而文人却不敢像所谓大义名分发起任何挑战，这使文本虽然更加精巧，但恰恰失了本色。
其二，我认为高明的故事结构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前期蔡伯喈三不从的情节使其后他要做宰相驸马天子门生需要一个合理的转机。高明没有创造转机，就只能采用“天子降旌”这一环节来解释蔡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机械降神式的结局是早期古希腊戏剧在戏剧艺术不发达，戏剧产生的矛盾无法解决时的惯常套路。与高明同时期的英国才子派剧作家已经能够通过主角自身的能动来打破剧情施加的困境，而在中国，皇帝仍然是剧作家们解决一切戏剧冲突的寄托。从徐渭的《南词叙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戏剧音乐艺术文学艺术皆有所长，但戏剧艺术仍未受到重视，甚至可以说造成了我们今天对与中国古典戏剧文学上的批评远远大于戏剧上的批评。相似的情况还将影响中国戏剧很长时间。
最后的最后，看有些评论大谈本剧之反封建所在，实在苦笑不得，我以为文学评论无分高低，发乎于心便应得到尊重，但即使是作为CPC，我依然觉得底线就是不要什么都扯上反封建，这应该啊文学批评的底线。
《琵琶记》读后感范文3
《琵琶记》是高明元末的作品，据说是成就比较高，影响也比较大的一部作品，作品围绕陈留书生蔡伯喈新婚不久，迫于父命，上京赶考，中得状元，既而被牛府强行留于京城入赘，而蔡原妻赵五娘在家侍奉双亲，因家乡遭遇严重灾害，翁公婆双双饿死，不得已赵五娘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城寻夫展开。为的是宣扬贞烈和忠孝。
大道理我不懂，也不想谈论。只是有些好笑，古人也挺有意思的。从《西厢记》，到《牡丹亭》，到《琵琶记》从张生到柳梦梅到蔡伯喈，个个都是状元，让人不得不怀疑，状元当真就这么好中?我查证了一下，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到状元，从童试到乡试到会试到殿试，从县到省，从省到中央。是真真正正地过三关斩六将，而最终结果是第一甲才限三名，头名才是状元。据说科举考试并不是年年都有，换言之，状元是集全中国数年的第一名，其难度之高，可想而知。故，历代状元，有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我特意留心了一下，鼎鼎大名如范仲淹，张先，苏轼，欧阳修都是进士。而七岁能文，有神童之誉的晏殊，也只不过是赐同进士出身。真正地狀元，我仅仅是在以上三部戏曲里才看到。
这和中国只一个李嘉诚，美国只一个比尔盖茨，而言情小说里处处都是李嘉诚和比尔盖茨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言情小說，以爱情为主，讲述的是现代版的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出发点有別，可手法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再说，古人不也是擅说才(财)子佳人的故事么，你看那个祭伯喈，才新婚2个月就赴京赶考，高中后，又被人看中相貌文才，端的.是青年俊才，其原妻五娘新婚时也是青春貌媚，可比桃李。古代，男二十时，要行一个成年礼“束发戴冠”。女，十四，就称为及笈之年，即可嫁人，蔡氏父母言称没有七子八婿，仅一独子，此等婚姻肯定不会是在蔡伯喈岁数太大时才办。由此推算，蔡伯喈大婚时，顶多二十出头。正是男俊女俏男才女貌的时候，可是，文中一再强调，蔡氏父母八十有余。八十有余的父母，二十多岁的儿子?简言之，蔡母最早也是在五十五岁以后受的孕。就是現在，医学设备这么发达齐全，也是闻所未闻。六十岁左右生产，这个概率和高中状元有得一比。
古人最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蔡氏父母晚来得子，儿子新婚兩月蓝田种玉未果，就急急赶考，还是其父苦苦相逼，不合情理，不合情理。
暂说到这里，接下来要说快嘴李翠莲和苏武牧羊我之见。
《琵琶记》读后感范文4
《琵琶记》中塑造了"全忠全孝"的主人公蔡伯喈，当蔡伯喈依据伦理纲常准则去践行孝道时，却在践行过程中遭遇窘境——蔡家父母最终冻馁而死。面对"不孝"的现实，他恰恰又成为皇帝旌表孝义的典范，获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结局。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愧悔与怨苦交集，便是这种充满尽孝之心却未能实现尽孝之事的孝子心情的写照。
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情节：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墓，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最后，蔡二郎被暴雷劈死。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的态度刻画了蔡伯喈的形象，删除了马踏五娘、雷劈蔡伯喈的情节，而代之以"三不从".这样，男主人公"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罪名，被彻底开脱，从一个背亲弃妇的势利小人变成一个全忠全孝的君子。思及此，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个在忠孝观念夹缝中痛苦呻吟的蔡伯喈，他思想苦闷、情感压抑、精神颓废，软弱而又怯懦。
在儒家正统思想的伦理关系中，君臣、父子是宗法等级社会最重要的两伦。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对亲人的孝是家庭和家族内部最根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要求，延伸至国家，它就是对君主的忠。因此，忠君和孝亲是内在统一的，忠君就是孝亲的扩充。但是，在君权至上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君是万民之主，国为一君之国，对君主的忠诚为无条件的服从。在这种情形下，忠大于、高于孝是必然结果，是为"始于孝亲，忠于事君",因此就有了"忠臣孝子""忠孝自古难两全"的历史之叹。《琵琶记》蔡伯喈的矛盾，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正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忠"与"孝"的`矛盾。无可否认，《琵琶记》中的蔡伯喈，从各方面看都是难得的孝子、忠臣。偏偏，正是以"忠""孝"的伦理观念造就了二老冻馁而死，五娘孤苦的悲惨局面，也造成了主人公的根本痛苦。倘使蔡公不逼试，蔡伯喈就不会去应举，也中不了状元，更谈不上逼官和逼婚了。蔡公把儿子送上应举之路，就是孝的伦理。身仕宦，显父母耀门闾，是大孝，而守贫事亲是没出息、没志气，只能算作小孝，功名当然的要强过孝名，从一个村野之夫口中说出这种话来，已足见功名利禄思想的影响之深。不幸的是，他满心盼着富贵，结果却大违其愿。儿子一去竟然不归，心愿不成，反遭天灾人祸。在临终之时，这位热心功名、大讲孝道的贫苦老人终于彻底悔悟，许下几桩心愿：一是自己死后不要葬，"留与旁人，道伯喈不葬亲父";二是劝媳妇改嫁，不必为蔡伯喈守节;三是留下柱杖给张大公，待那"忤逆不孝子蔡邕"回来，打他个"三不孝".所谓"三不孝",即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可以说，这是以蔡公之口对所谓大孝进行的热嘲冷讽。这也是控诉了封建君主笼络和利用读书人的科举制度和功名利禄的根深缔固的封建伦理观念。纵有高官厚禄，琼林玉宴，却顾不得清贫双亲，不能养、不能葬、不能祭，何谈人子之孝?
在《琵琶记》中，"忠"同时也与婚姻形成了矛盾，换言之，也便是国与家构成了冲突。蔡伯喈成为了状元，当即被牛丞相看中，执意要招其为婿。这在一般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对蔡伯喈而言却是天降横祸，"好似合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虽然他敢于逆丞相之意，却终于抵不过圣上之旨："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只能被逼着同牛小姐"结鸾凰",又再一次地在心灵上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可见，这种悲剧冲突已然触碰到了封建伦理观念的内在矛盾，也必然是对这种礼教伦常本身的批判与否定。
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蔡伯喈打算力行孝道，因而放弃了科考。他说："教孩儿出去，把爹爹妈妈独自在家，万一有些差池，一来别人道孩儿不孝，撇了爹娘去取功名;二来道爹娘所见不达，只有一子，教他远离;以此上不相从。"但蔡公认为："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甚至再三劝服蔡伯喈："你若衣锦归故里，我便死呵，一灵儿都是喜。"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之下，踏上应试之路，这是蔡伯喈悲剧命运的开端。其次，蔡伯喈中了状元后，他一方面惦记父母，另一方面又有结发妻子在家等待，他选择辞官和辞婚。但君命难违，蔡伯喈又一次在"忠君"的道德观念中选择了屈服，他入赘牛府。同时，父母在灾荒之年，家破人亡。这样一个起初"孝父"后来"忠君",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一步步妥协退让，从而成为一个在忠孝边缘苟延残喘的牺牲品。因而，剧中的蔡伯喈既可是说是全忠全孝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不忠不孝的典范。这体现在对父母的饿死视为"不孝";对丞相和皇帝的辞婚辞官、对赵五娘的有妻再娶视为"不忠".由此看出，作者一面在标榜"子孝与妻贤"传统伦理道德，一面又在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展示了"子孝是双亲的饿死及一夫二妻的"无礼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全忠全孝"通常被当做一个理想的价值目标，但二者往往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所谓"忠孝难以两全".如果说蔡伯喈在不能尽孝的前提下，为朝廷尽忠，为封建国家全心效力，进而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倒也可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典范。偏偏他又无意于仕途，对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不屑，整日里在牛府中思亲念妇，长吁短叹，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国家栋梁".事实上，号称"全忠全孝"的蔡伯喈，一方面无力尽孝，另一方面又无心尽忠，偏偏造成"不忠不孝"的悲剧现实，这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如果说，"强婚"只是让蔡伯喈背负了良心的自责和道义的重压，那么"强官"造成的直接后果却是蔡伯喈内心"忠"和"孝"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愧悔与怨苦交集，便是这种充满尽孝之心却未能实现尽孝之事的孝子心情的写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在忠孝观念夹缝中痛苦呻吟的蔡伯喈，他思想苦闷、情感压抑、精神颓废，软弱而又怯懦。到了这一步，理想社会应有的家庭的淳厚亲情，功名富贵的荣耀，传统伦理道德、伦理政治的理念也被现实无情地击碎。
蔡伯喈自始至终都被动地处在忠和孝的夹缝中，处于一种有真情又不敢大胆表现，既对传统礼教的束缚心存不满却又无力反抗，只好听任命运摆布的尴尬境地之中。他的"三不从"和"三不孝"既是顺承的紧密联系，又是因果的必然关系。"孝"这一原本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基本伦理观念，在现实中由于濡染上功利性的欲求而被扭曲，也被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加进许多符合其阶级利益的道德内容和伦理规范，因此所谓的"孝"都要和"衷"归结在一起。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是自相矛盾的，最终这种尽忠行为的实现，必然是以牺牲尽孝为沉重代价的。
《琵琶记》读后感范文5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即高则诚)创作的一部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被誉为“传奇之祖”。全剧共四十二出，叙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全剧结构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成功结合。
作为一部戏剧，《琵琶记》在结构布局上，成功地运用了双线并进、交错映照的手法，以蔡伯喈和赵五娘的悲欢离合构成两条线索：仕途与穷途，京城与乡村，富贵与贫贱，安乐与悲苦……两相映照，交错穿插，形成强烈的对比，并逐渐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这种一以贯之的往返映照，奠定了中国戏曲自由串联时空的流线型结构的艺术格局。这一结构给人一种立体的、流动的、联想的审美感受，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独特的审美特征。
对于这样一部成名已久的经典名作，用现代语言改成小说，并且突破历史的局限性，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周建顺老师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持着怀疑的眼光，仔细阅读了这部小说，试图从中找出新意来。
高明在写这部的时候，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
把这样的一部戏剧改成小说，本身就面临很多的问题，从叙事方式来说，小说是旁叙体，也就是作者可以直接叙述事件和人物(上帝视角)。而剧本的创作主要体式为代言体，人物的台词才是情节发展的基础，剧中人物只知道自己的事情。戏剧是综合艺术、是表演艺术，具有非常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它是由舞台上的人，把戏直接表演给台下的人看的。而小说则是需要读者运用想象力来间接想象画面的。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改成了罗列情节的流水账。大量的琐碎细节不仅折断了原著的文脉，而且还肢解了舞台作品的系统性。
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表达，必须对原著有自己的解读。这个解读就是表达的基础，也就是统领创作的灵魂。创作者的一切表现形式，都是为这个表达所服务的。
这才是改编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
前面已经谈到，《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宣扬了“愚孝”一面。周老师在改编的时候，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精简，而对积极的部分，进行了重点强化，这对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人物刻画时，周老师显然注意到，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在元代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画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这一点，在改编后的作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跳出了传统的“非是即非，非对即错“的刻板印象，刻画的人物，不再是刻板的平面化形象，而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从以上来看，改编后的作品，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难怪在同时改编的各个作家的版本中，脱颖而出，值得我好好学习、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