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文章始言商鞅“好刑名法术之学”，三次游说秦孝公，终使“君大说之耳”；“鞅欲变法”，守旧派公然反对，鞅据理力争；“卒定变法之令”，众皆哗然。鞅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法令；“行之十年”，“家给人足”，“乡邑大治”，“秦人富强”。鞅将而伐魏，“既破魏还”；孝公卒，太子立，以欲反之名捕商君，而终以车裂族灭。文章最后，太史公对商君作出“天资刻薄人也”的评价。
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如有不妥，请方家指正。
一、革旧立新，依法治理，使商君功成名显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一是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二是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三是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四是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五是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六是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二、刑法严酷，刚愎自用，致使商君结局悲惨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一）用刑过度。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二）不听进谏。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三）重刑罚、轻德政。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四）监督缺位。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五）自身腐败。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三、身受其害，痛恨酷刑，太史公对商君评价少褒多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诚信是一个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在读了《知荣辱树新风》中的《商鞅立木取信》后，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我也知道了“诚信”，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品质。《商鞅立木取信》这篇文章中主要通过写商鞅立木这件事来突出表现只有诚信对人，别人才会以诚待你、帮助你。
公元前361年，秦国很落后荒废。而这时，秦国新国君秦孝公继位了。这位国君有着雄才大略，他决心复国，让国家强大起来。读到这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为这位好国君而高兴。可是，我又犯愁了，即便国君有复国的决心，可谁来帮他复国呢？接着向下看吧。秦孝公下了道命令：只要有人可以让国家富强起来，就让他做大官。后来，一个叫卫鞅的年轻人参见了秦孝公，和秦孝公谈论自己的富国方法。两人越谈越起劲，连饭都忘了吃。读到这儿，我心中又迸出个大问号，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富国吗？他怎样取得百姓的信任呢？要解决问题，再去看看吧！第二天，南门出现了一根木头，旁边贴了一张布告：如果有人把木头扛到北门，赏十两金子。最后写的名字是卫鞅。布告旁围了一堆人，大家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我也在想：这个卫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实在叫人猜不透！卫鞅见无人扛木头，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人们议论的声音更大了。我也更加差异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个汉子冲出来，扛起木头就走。卫鞅见状，真给了他金子。大伙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认为卫鞅可信，就协助他治国，秦国就富强起来了。秦孝公也信守诺言，给了卫鞅十五座诚池，从此，大家就把卫鞅叫做商鞅了。
读了这个故事，你们体会到诚信的宝贵了吗？可是有些人呢，他们就十分的不守规矩，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他很穷，但很聪明。他每天都要去坐班车，为此，他在这方面花去了很多钱。有一次，他没有买票，也没被发现。他惊喜万分，于是经常逃票，只被发现过一次。毕业后，大学生去找工作。可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他怎么也不明白，于是跑去问经理为什么不录取他。经理说：“你很有才华，可不诚信，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员工。”他后悔极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工作。这正如一句名言所说：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所以，诚信是一把金钥匙，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成功！
商鞅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先锋，改革可以说获得了成功，但他并没有脱俗其结局应该说也是很惨的。他的内心本质应是一个爱慕虚荣、对权利极度追逐的人。为了获得成功和目的不择手段。这在他为了推进改革所采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上可见一斑。比如城门立木予十金和太子犯罪责罚其师的行为，行为上标新立异，作为一个改革家应该说是成功的。而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一个成功的人，他又是失败的。
赵良与商鞅的谈话非常值得人回味。当一个人获得所谓成功的时候往往沾沾自喜，忘记了他成功的本源是什么。我们并不否认一个人在获得成功的过程中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赏识和信任，我们还能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叫商鞅的人吗？
一个人往往在胜利的喜悦下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认为如果没有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和国家是个损失。但是他忘掉了人的渺小，忘掉了在历史的长河中，你只是长河中的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花，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河流的流向，有的仅仅是泛起的一漪波澜。越是所谓的伟人和成功人士，越是容易失去自我，越是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最后的结果往往跌得越重。
鸟尽弓藏，兽尽狗亡。一个人只有真正的认清自我，学会隐退才是重要的，往往它比治国齐民之术还要重要。功利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克制本欲比为了本欲而不择手段要重要得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没有道德、没有礼法、没有法律、没有制度和规矩是不可想象的，但去执行这些东西的人又往往是受到责难的，因为这些都是让人觉得活着不自由、不舒服的东西。治民之术历来为帝王把持，所以官道讲大官小当，小官大当不是没有道理的。
商鞅当初为了获得秦孝公的赏识，不惜贿赂孝公的宠臣景监来达到目的。商鞅为秦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和利。我们不否认他为历史所做的一切和他本人的才华。但是当一个人内心世界是自私狂妄的时候，他的结局只有失败。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变法之初，孝公心有顾虑，商鞅用“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说辞为秦孝公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他和守旧派代表甘龙、杜挚激烈辩论，辩论中引经据典，最终力排众议，得到孝公的全力支持。紧接着，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了……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讲的是商鞅变法的故事，其实他姓公孙，可以叫他公孙鞅。
年轻有才，从魏国的相国公孙痤就能看出来。公孙痤快不行的时候向魏王首推的就是公孙鞅，但要是不能被魏国所用就要杀掉他。一个人可以优秀到特别被看好，又特别被忌惮。
魏王终究没当回事儿，终究也还是让他去到了秦国。秦孝公一开始也并没有多看好他，他也是托关系见的秦孝公。头两次面试，他跟秦孝公讲的都是尧舜治国，王道仁政和教化，秦孝公都快听睡着了。秦孝公想要能立刻出成效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跟秦孝公将霸道。秦孝公立马就精神了，把他留在身边，跟他聊了好几天。这么看来，不是公孙鞅选择了变法，而是秦孝公选择了变法，公孙鞅是执行官。公孙鞅这也是三次才投准了秦君的所好。
公孙鞅施展“抱负”的几步走：
第一步，确定秦孝公的意愿，在朝堂“舌战群儒”，Battle大胜（爱吵架和想吵架的人的区别就是：爱吵架的人习惯头脑发热、张嘴就来，想吵架的人日常清醒，还早就想好怎么吵了），获得秦孝公的坚定支持。
第二步，拟定律法，这个可能早就有准备了，至少有雏形了，当然，可能也免不了在秦国先考察了一段时间。
第三步，确定自己的权威，从基层，城门移木赏金，让百姓相信他言必行。从上层，对触犯律法的太子和公子虔，依法行事，让秦人都意识到，在商鞅立的法面前，秦人是真不分上下。
第四步，这个给力，变法之初，有一些人说怎么怎么不好，推行了几年之后，大家也习惯了，说怎么怎么好的还是这一波人。公孙鞅直接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了，秦国本身就比较偏远。公孙鞅给出理由是“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以后再也没人敢议论他立的法了。你说给力不给力。
公孙鞅走的是法家的路线，变法图强，确实取得了成效。
但，法这种东西，立竿见影，但也是把双刃剑。治理、变法，要力度也要温度。但是公孙鞅没考虑这方面，或许他也不在意。有人好言相劝，让他不要积官怨和民怨。是的，除了秦孝公，他从上到下都得罪了。但，变法这事儿其实不是秦孝公的选择么？把变法惹来的仇恨都自然而然推到公孙鞅身上了。是啊，谁敢怪君王，有错也是公孙鞅的“错”。公孙鞅对自己的业绩很满意，也没把劝他的人的话当回事儿。太史公对公孙鞅的评价是“残忍刻薄”。
能立竿见影的东西，一旦倾倒，也快得很。其实，当时各诸侯国都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变法，什么吴起变法、庞涓变法之类的。但改变规则就会各走一部分蛋糕，就会有反对的声音和力量，诸侯需要上层团体来拥护自己的权力，所以比纳法都是局部的，部分层面的。碰触到上层团体的利益时就会体现出一定的妥协性，走走制衡的法子啦，变法也就逐渐走样甚至复辟，而秦孝公却是其中进行最彻底的。历史将变法与公孙鞅联系了起来，但，明明是秦孝公选择变法，明明是秦孝公坚持变法，在我看来。而且秦孝公还找到了公孙鞅这么个帮自己推行变法图强还谁也不怕得罪谁的轴人。公孙鞅，成就了秦国，还替秦孝公背了锅。
秦孝公选择坚持变法的时候，或许已经为秦国强盛到统一六国做好了铺垫。但也为“统一后的天下不堪苦于秦，致秦二世而亡”埋下了伏笔。
本来到上一句就结束了，但是说到秦二世而亡，不免思维又发散了一下。从秦孝公到始皇帝，历经六世，秦人都这么过来了。怎么统一了之后才二世人们就受不了呢？或许是因为依靠权力支撑着的东西是没法普世的吧。在我看来，欲将一样东西推行普世，本身就是一种妄想。奋六世之余烈，玩的全是霸道，天下得手之后却需要王道了，但秦君和他带的领导班子没有相关经验啊，他又怎么会在意王道仁政是个什么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