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好的地方不说，总之是值得看的，说一下本书的局限性。
作者以为民主的制度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是最不坏的，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作者对于古希腊城邦制度的描述很有问题。
第一，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一种无原则的泛民主。举行审判的时候，因为民主，审判员是市民抽签决定的，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被杀害的。
之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会是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国家，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苏格拉底的死，从而产生对民主的痛恨。不晓得作者为什么视这样民主的局限性为不见，一味对其大唱赞歌？是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加无懈可击从而省去这些么？
第二，古希腊的民主也只是贵族的民主，最多扩展到拥有生产资料的生产阶级。而对于奴隶来说，不要说民主，连最基本的人都不能算。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建国后，也是这样。这样的小团体内的民主，其实是危害最大的，蒙蔽性最强的，如同现在所提倡的Ｄ内民主一样。
不过作者对与中国制度的思索，的确有很独到的一面，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
我们的帝国的灭亡，从1912年至今，已将近100年。这一百年间，前五十年是政局的动荡，后五十年是思想的混乱，直到近10年才算是形成个真的主义。我们也终于有一种科学的史观（至少现在看起来如此）来回眸我们两千年的制度，研讨它所以终结的必然——帝国体制中所潜在的内部矛盾。
在这样一条反思的道路上，吴思是先锋，而易中天承在其后。我刚刚读过《潜规则》，知道易的借鉴还是很多的。但可喜的是他在借鉴的同时又给以分析和判断。这分析与吴思的不同，吴思虽然也是反思制度，但是偏重的是官场和人际，而易中天的反思则反思帝国体制中的悲剧成因。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吴著叫做《潜规则》，而易著叫做《帝国的终结》。我们这些幸运的读者，相信也只好感谢，感谢吴思和易中天为我们分析了帝国的死因。不管这二位是“当头炮”也好，是“拐腿马”也好，哪怕日后这分析为我们所推翻，仅仅因为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努力，为后来的人做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就应该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
如果终于产生能够产生“过河卒”呢，那就更是我们民族的幸事，知道了帝国的亡者，我们就更该实行宪政。现在是不是宪政呢，那还不好说，不过希望宪政和宪法离我们越近，希望共和带来是未来的幸福。
好久没有正儿八经地读所谓＂议论文＂了。现在再看这种文体，顿时就沉入进去了。
目前进度是第一章，介绍了帝国制正式形成之前的情况。但我不清楚的是，周之前的夏商，究竟选用的是哪种制度呢？这里好像没有明确的记载。印象较深的是商鞅变法，连坐制的发明对中国的影响真是太深，时至今日仍坚强挺立，为一人而断骨肉、断亲情、断伦理！
第二章，讲述了帝国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与其说的是帝国的历史，我觉得更像是在讲述权力如何巩固的历史。
第三章比较学术，分析了帝国制度的虚伪性、或者说是权力集中的冷酷乖张
第四章，讲了官员代理制度和帝国制度的关系及矛盾。这一章恐怕和多数人的想法一致吧，呵呵，不可说不可说。
第五章，我困惑了，我认为，天灾无法问责民众，难道人祸也不该问责民众吗？＂天下兴亡匹夫无责＂这句话有点片面。除了帝国制本身，难道民众没有责任吗？正是民众的劣根性，他们容忍，他们退缩，他们无知，他们愚昧，他们自私，他们自利，才导致了自己的苦难与帝国的倾覆！
最后一章，有点儿仓促。其它我不想多说。但我想多数人一定会有想法。作者也只是有点天真有点一厢情愿，同时也有点儿狡猾。
看完这本书，我想说易中天也毕竟是个做学问的人，否则也不会如此深入分析。可惜现在被商业化得厉害，这不知道究竟是好还是坏？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拼接和依仗某种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造反 ，就因为吴王地处长江中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熊后的财力成为他造反的后盾。任何一个集权社会，都不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
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也就是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董仲舒不愧为帝制思想家，他为帝国的长治久安找到了一个良策。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王朝更替但是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儒生向帝国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忠诚，帝国向儒生开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禄。帝国把儒生中的潜在的反对派变成了国家支柱。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举措，就是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创立的两个制度----科举制度和官制制度。科举制度，比秦汉的察举(察举征辟)和味精南北朝的荐举(九品中正)，更有利于国家。科举使得帝国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更重要的是，科举换取了几乎整个知识界对帝制意识形态的认同。
唐朝成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是一个原因，隋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原因。没有魏晋南北朝369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没有隋朝的创业奠基，就不会有大唐盛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只是摘了个桃子，当然，能够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炀帝那样把桃子丢了，应该说还得归功于隋炀帝的额雄才大略和改革开放。
明朝洪武年间，从琴行开始实行了一千六百多年的额宰相制度被废除，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取代宰相制的是阁臣制。所谓阁臣，其实是皇帝的政治秘书。二者相差不小，首先，历代宰相都有相府（汉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唐代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府中有幕僚，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的尚书省，明代的中书省，均统摄吏、户、礼、兵、刑六部。第二，城乡管局一品，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阁臣则品秩不一。第三，宰相有行政权和执行权，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这些是阁臣望尘莫及的。虽然，明代的一些阁臣，尤其是内阁首辅，实际权力也非常大，比如严嵩，张居正，就被史家成为“有相权而无相位”。不过这两个人在后世也颇受批评，越权越位。
三级地方制度一直延续多年。唐朝，是道、府、县；宋朝，是路、府、县；元明清，是省、府、县。
虽然地理决定论并非能解决所有疑问，但我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本书里还是被简单地一概而过了，甚至没有给出回答。
帝国的建立，改革，统治及官僚体系，最后又谈到了帝国的生存环境。这些铺陈没有问题，把帝国存在的依据，产生，建构，弥补，帝国制度在对代理政权的再选择中重生等问题是讲地对一般人来说，是明白了。
只是为什么会是帝国，为什么在中华的土地上就必须得产生武力社会，继而过渡到权力社会掩盖下，加以道德麻痹的武力社会。难道就简单地一句，古希腊那时候物产贫瘠，人们只能各自奔波养家糊口而形成了独立，私产和契约？我始终觉得地理决定论不足以坐实帝国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这个结论。
当然，本书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帝国的生长过程，以及构建制度保证其权力不断集中的伎俩，包括统一铸币，削藩，外儒内法，将律治包装成道德，以权力代理人的身份挟天以令万民。中国古代的法律，其实只有律，没有法，因为皇帝及其官僚体系是不可能和普通民众签订契约的，也即皇帝制定律条时，权力其实是来历不明，因为没有谁授权，或者干脆说就是以武力为后盾的。
还有大篇文字描述官僚体系，这里的观点和马克思韦伯对官僚体系的理解有些类似。官僚们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利益集团，夹在皇帝和民众之间，欺下瞒上是必然的也是惯用的伎俩，毕竟这权力是被皇帝授予的，和官员自身并无关系，官员认为自己也就只是个打工仔，混口饭吃，能多贪点就贪点。皇帝对此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土壤是无法根除的，只要这仍然是皇帝的天下，这权力只能由皇帝这个伪授权者来生杀予夺。
帝国的制度，其对人口，生产力，效率的容量太有限了，在先进的商业文明面前不堪一击，或者说根本就是被淘汰的制度。欧洲的商业实践证明了契约比道德更实用，更有效率，更能应付生存。当然，这是西方的优势，也是被东方的贵族所不齿的地方，因为契约毕竟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契约是谈出来，这种技术并不具备什么普世性，但遵守契约的精神，是东方一直也具备的。然而， 所谓契约精神不过也都是有武力作为后盾而互相制约而成的吧，没有人会相信殖民者会和土著讲什么契约精神。
中国的传统中没有私产，也就没有独立，也就没有授权这一说，商业也即互相授权使对方占有自己的财产的过程。在这篇没有商业传统的土地上，也就难有民主，共和，宪政的`思想产生，当这些概念洪水般涌进国门的时候，这是人参果还是迷魂汤，其实这决定于受众的判断的能力和负责的精神。
做为开“明星学者”之先河的易中天先生，本人也曾在“年少无知”的时候的追捧过，追读过一些著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易中天先生开始失望，一部“品三国”一年都没有品完，而三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实在微不足道，要说精彩程度不如隋唐，要说矛盾冲突不如魏晋南北朝，要说史料充足更不如明清，要说对中国的影响，唐宋元明清那个时期都比三国强，可易先生偏偏抱着个三国左右品味。读易先生的书也开始索然无味，一篇篇小品式文章的汇总，倒是易先生的几本非历史读物值得一读，《美国宪法的产生和我们的反思》、《破门而入》等，看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水平和睿智。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帝国的终结》，本不报太大希望（当初买它完全是因为要把过期书卡用光），但一读之下却有种欲罢不能之感。两千年的帝国史，被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过去感觉虚无缥缈的“历史车轮”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历史，悠悠上下五千年。今人读来，总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尤其是像我等俗人，看过的历史书籍不少，读懂的不多，知道历史故事不少，後来发现演义的居多。直到看完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感觉隐隐的找到了那把钥匙，读懂中国历史的钥匙。
荣格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与群体（民族），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个人具有性格上共通性（荣格称为：集体潜意识），并由此演化出民族性格，并由民族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那什么决定了性格呢？如果按佛洛伊德的理论，成人的行为习惯全来自儿时经历（在这一点上，心理学的几大流派基本认同，行为学更是把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把这理解为环境决定性格。如果指群体，应该是自然环境决定民族性格。
那我们民族的性格来源于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自大禹治水时期，华夏部落就依靠肥沃的土地成为农耕民族，因此自夏以来，农业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中国抛弃了邦国制度建立了集权的帝国制度，因为集权可以形成稳固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满足了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帝国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政治上采用中央集权，精神上采用伦理治国，行政上采用官员代理。直到帝国制度下产生的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恰中国的大门又被西方“敲”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西方贸易融通经济破坏掉後，帝国制度才随清王朝一起走入历史。
一条简单的线索牵起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集权统治的帝国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王朝更迭，就像一壶老酒装了无数的新瓶，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点（秦暴、汉强、唐阔、宋精、明乱、清腐），下一个王朝总比上一个好些，但究其灭亡的原因，都是王朝在集权统治中“无法无天”，国家只有法制而无法治，皇权集立法、行政、监察于一身又不受任何监督。而国家另外一个强大势力官僚集团因产权不清，处于一种“打工者”的心态，又拥有牧民的极大权力，形成了一种制度性腐败（如耗羡），破坏农业生产，导致最后每个王朝几乎都亡于奸臣当道、宦官乱政、官员腐败、皇帝昏庸等因素。
这让我想起当初阅读《伟大的博弈》时产生的疑惑？美国建立之初，就存在两种经济理论的争论，一方是杰斐逊主义（杰斐逊：美国第二任总统），一方是汉密尔顿主义（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两个派别的争斗贯穿整个华尔街历史，最后汉密尔顿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当时阅读是就没弄懂两种经济理论的区别，书对两种思想也没交代清楚（也许作者认为不用交代，毕竟这在美国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事后我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试图搞清楚。可惜国内对美国历史研究的文章不多，提及两种思想的文章更少，感觉上两种思想好像牵扯面极广，远不只经济方面，而是两种立国理论之争。但有一点，杰斐逊主张农业立国，真实的商品生产才能让国家富强。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疑问，开始有些明白，两种思想基本上是农业立国与商业立国之争。农业立国立足农业上大规模生产增加社会财富，需要集权统治的保护；商业立国立足贸易交换增加社会财富，需要公平契约的保护。当初美国建国者脱胎于英国，公平契约观念发展出来的民主思想成为立国之本，而农业立国会将社会变成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集权是中国陷入历史漩涡的原因，而农业民族是产生集权统治的土壤，当我们的民族还处于农业立国，集权统治就不可避免，也就难以冲出漩涡，建立稳定社会。
易中天先生在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宪政的模式到了中国总是水土不服（看台湾），最好的政治制度是自根自生的，纵然从外国移植过来，也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才能发生相当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传统中开掘出民主、共和、宪政的思想，才能适应国情生长下去。但问题是，我们有这种传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