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隔岸旳甲午》有感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行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好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海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另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另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 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 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深入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南洋舰队的两艘船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作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 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止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北洋海军官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 他们绝大多数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科技战术。他们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的壮举和宁死不屈，自杀向国的崇高民族气节，都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百余年过去，逝者已矣，生者当自省。今天，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客观评价北洋海军官兵，还他们以公平，还历史以公平，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