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一书以丁元英及芮小丹大美奂绝伦的天国之恋展开，着重叙述叙述了丁元英在王庙村的扶贫，从深层次讨论了一个国家、社会的文化属性问题，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都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天道，也是规律。
强势文化就是遵循客观事物本来发展规律的文化，讲究直接获取，讲究通过自身的奋斗改变命运，归根结底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救者得天助。弱势文化是不讲究事物本来发展规律的文化，期望破格获取，期望不劳而获，期望世上有救主，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崇尚个人奋斗，期望外界的给予。
因此，丁元英在王庙村开展的扶贫工作，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使公司与农户在产权上相互独立又在市场上相互联系，既可通过公司的发展来拉动农户又可避免农户拖垮公司。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自负盈亏，从一开始就不给农户期盼天上掉馅饼的机会，不给农民心里植入世上存在救世主的期望。从一开始就给农民植入靠市场生存的观念，他们唯有自救才能得救。
结合目前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扶贫工作，国家的初衷是值得称道的“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但是做的方式方法是值得商榷的。不间断的填表及做毫无意义的资料且不说，给一大笔钱及贴息贷款给农民盖房子，盖房子由统一的包工头施工建造，不给农民足够的参与机会，生病、孩子上学由国家保障，让农民享受天上掉馅饼的好处，究竟是在扶贫还是在增加部分农民等、靠、要的思想，培养他们的懒惰，让他们患上精神的绝症。如此式的扶贫，究竟是政绩的需要，还是政策设计上的失误，抑或对客观规律缺乏认知。
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有活力的社会，就要接受差距的产生，接受等级的存在，接受相对贫困的永远存在。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政府的调节，但这并非简单的利益上的给予，并非通过利益上的给予来对相对贫困阶层进行扶贫。窃以为，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有三项：一是搞好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个地区的发展，为贫困阶层的脱贫创造基础条件；二是办好教育，做好教育的均衡发展，让贫困者拥有通过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三是做好制度的建设，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打通阶层流通的通道，让劳有所得，奋斗有所成，获得成功是因为你足够聪明与勤奋而非你是谁的孩子、你有一个好的背景成为一种可能。
扶贫并非简单的物质上的给予，这仅是佛教中所说的低级布施。很多农民并不缺乏资产，他们缺乏的是对资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能力，缺乏靠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自信。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扶贫更多的是在“扶智”与“扶志”，“扶智”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贫困人群的知识与生存技能，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扶志”是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上的改造，破除他们思想上的救主文化，让他们自立自强，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相信自救即得救。惟其如此，方是扶贫的最佳方式；惟其如此，方为得救之道，此为佛教所说的高级布施。归根到底，得救之道不是外界的简单给予，不是破解之后的狼吞虎咽，是得道，是尊重客观规律，是思想上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