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书目很多，陈先生的这本书以其精准生动的修辞和独特的书写视角击中了我。 “新陈代谢”这个词，有“陈”有“新”，但最重要的是“代谢”这一动态过程。这是任何一位本书的读者都能在陈先生的笔下感到的。此外，“新陈代谢”是一个生理学名词，它的主体是人。而正是这一个个“人”，才组成可以在修辞上具有“生物性特征”的“社会”。这恰恰对应了陈先生在本书的书写视角——以基层社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由此，陈先生所运用的“新陈代谢”，确然为一种描写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括，且围绕着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真实世界里，“人”多时多地同时地存在，在描写这些“人”之时，历史是混沌之局。后人描写之时，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抽象与提炼，但是这一过程，往往把身为“人”最重要的“个体性”泯灭掉了。另外，把多种视角放入同一个文章结构中来，作者很难转换自如。因此，陈先生在写作中也只是力图从基层社会视角来概述这段历史。
本书的另一书写创新是着力于刻画社会基层的面貌。我们都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是一种已知的“历史事实”。它在社会传播中，不断被重复、充盈于我们的耳朵。对于这样“历史事实”，更多的突出了那个时代的弄潮儿的事迹，但对时代潮水中被裹挟的大多数，是“失语”的。但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我们想要一窥基层社会的面貌，必须通过在当时具有书写能力的人所著写的一类作品——往往是话本、小说、笔记中，方能出入其间。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选择是史料的视角，未免陷于著写者的“审判”；如果选择已然的一种史观，又未免“师心自用”；不论哪种，带来的都是一种“想象”的可能。如何避免这种可能？恐怕一时难以回答。这也是陈先生所说的“没有超然于人我的历史著作，史著都是客观要求作用于主观认识的产物”。
在义务教育中，为了使我们更快掌握一种作为知识性的“历史”，与“历史”有观的读物都往往选择抓住重点，书写大事，交代因果，略微交代发展，最后总结意义。这种著写方式的好处不必言说，但是坏处很明显，它窄化了人们去观察历史的视角，且最重要的是把时间的单程性推理到到历史发展的“目的性”。但实际上，纵然时间的发展是单程的，但是由“人”所承担的历史往往是复杂多面的，呈现出一种“混沌”，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尤其如此。面对这种“混沌之局”，陈先生选择了“新陈代谢”的视角，把参与“代谢”过程的各类社会细胞、社会组织、社会系统描写出来，打开了后人的观察角度。这种书写视角令长期接触知识性“历史”的我耳目一新，也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历史书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