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大学古本序》又是王阳明先生心理学的一篇重要著作。此篇虽简短不易懂，却讲出了心理论的重要思想。王阳明致良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心学理论体系的成熟。良知是人生来具有的对真理的认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在良知中有，人们只要对自身内心中的良知认真寻求，就能达到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大学古本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宗旨在于显示本有的清明德行，在于把这种修养缺德的成就恩泽亲人朋友公司等，从而使人人都倒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再通过礼乐教化，以启迪人民的自觉，去除物欲，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自然便会立定人生志向，以此为奋斗的理想方向。确定心中志向，便不会轻易为外物干扰，就会矢志不渝的去追求，去努力达到目标。
我们都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者一样，都是君子之道。这种君子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
本文对于自身完美的追求也许很少实现，但是他们这种不断追求高尚品质的精神却是值得完美每一个人去学习，去努力实现的一个远大目标。
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惟以其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
我个人的理解是，一个人在世上必须树立一个终生奋斗的目标，你所有的行为了都会围绕这一生目标，才能心无杂念，可以抵制个人的懒惰的心，忽心，燥心，嫉妒的心，贪心，骄傲的心，小气的心，等等的心生起就反思志向不立。放到现在社会就是正确人生的价值观和远大的理想。员工如果没有一个目标就等于天天混日子，那么他将不会有长远的发展，干部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目标让更多的人为之奋斗，那么这个团队也将不会有大的发展。人，这一生可以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要持之以恒的去守候自己的信念和志向，总有一天会实现梦想，成为自己想做的那个人。
王阳明先生的《大学古本序》是他的心学理论体系中一篇重要著作，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解《大学》之致知，扩充良知，诚意即涵摄在其中，深得孟子之心传。致良知，此知非袭义而取，而是本性之知，直承孟子性善说。
王阳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对于我们实现*价值观三个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有借鉴作用。
程颐在他的改本《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一文中，只是于“在亲民”的“亲”字下注有“当作新”三字，尚未把“亲”直接迳改为“新”。伊川指大学古本有错简，并非以为有阙文，但他的“当作新”之注，确实为朱子直接改“在亲民”为“在新民”作了理论上的铺垫。朱子取程颐“亲”作“新”之意，将其解为革新、自新，单方面的要求子民弃旧图新、去恶从善，王阳明是决不同意这种对大学原意的曲解的。
徐爱所辑《传习录》首章记载了他们师徒二人所讨论“在亲民”与“在新民”之辩。这一次的表态至多只能算是小范围内的私下交谈。徐爱《传习录》首章正式发表的时间，恰巧也是正德十三年，七月，阳明刻古本《大学》，作《古本大学傍释》，又作《朱子晚年定论》，紧接着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年谱》载：“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序二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刻于虔。”至此，阳明与徐爱师徒二人于六年前，在归省途中于运河船上的那段关于大学宗旨的精彩对话，终于公开发表而告诸天下。先是徐日仁问道：
“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亦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的回答是直截了当且具说服力的：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为什么是“亲民”而非“新民”，阳明讨论问题的`又一个特点是引经据典，这与他在龙场时的学风一以贯之。在这段话中，中心思想突出且集中，又可依以下几个要点来加以理解：
其一，“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不能互为解释依据。所谓《大学章句》第三章（朱本称此章为“传之二章”）中有“汤之《盘铭》曰：‘苟曰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尚书·康诰》此处“作新民”之意，为激励人们焕发新的风貌，与《大学》首章“三纲领”之“在明明德、在新民（朱熹所改）、在止于至善”之“在新民”完全不是一个意思，用“作新民”来证明所谓“在新民”的合理性，显然是站不住脚，“此岂足为据”？
其二，既然古本中的“作新民”不能用来支撑“在新民”中“新”字之改的正当性，“作”字却又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那么将“在新民”之“新”还原为“亲”则是理所当然。在阳明看来，“亲民”与“新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亲民”是惠民、养民义，而“新民”则只是单纯的教化、革新之义。阳明举《大学》中大量原文来加以论证，举所谓“烈文”章“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又举所谓“齐家·治国”章“如保赤子”，所谓“治国·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作为自己主张“亲民”正当性的根据，认为这些实实在在地“皆是‘亲’字意”。“亲民”与“新民”虽一字之差，实为两种截然不同之执政理念，前者于惠民、养民中爱民，后者于教化革新中治民；前者着实体现了原始儒家“亲亲仁民”的仁爱观念与仁政理想，后者则单方面强调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如果说“亲民”与“新民”所体现的都是儒家的外王之道，那么阳明显然倾向于古本大学中所体现的孔子早期儒家立场，即所谓“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百姓不和睦，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用来使他们互相亲近。为了维护圣人之意，阳明对于朱子之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更何况，“亲民”中原本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的意思，“说‘亲民’便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朱熹的“新民”说明显褊狭了。
其三，“明明德”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与“亲民”本就是相辅相成的，“明明德”自然有“亲民”含于其中，无“亲民”即无所谓“明明德”，无“明明德”则哪来所谓“亲民”之存在。阳明举《尧典》说法，其说“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这些都是早期儒家的思想，属圣人之意。又比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之“己”，是先圣所指的大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己若不修，如何“安百姓”，如何“亲民”？在阳明看来，所有这些儒家的宝贵思想，又岂是朱子之“新民”的褊狭观念所可囊括？
再说，“作”与“亲”相对应，但并不是“亲”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以下讲到“治国”、“平天下”等处，都对“新”字没有发表阐述。
正如郑珍感叹的，由于朱子之猵狭，致使“六七百年学者之心不能泯然，亦遂争新角异，而《大学》日多矣”。郑珍于是表彰道，王阳明“复古之功不可没也”。
王阳明先生这篇《大学古文序》写于1518年，阳明先生时年47岁，他任提督军务都御史，在江西和广东等地平定了众多叛匪，功德卓越。他一边工作，一边讲学和写作，前面分享过的《祭浰头山神文》和《教约》两文均写于此年。
《大学》原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其著名的词句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所说的“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大人即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胸襟的人）、“君子之学”（君子即责任和道义担当的道德模范者）和“仕子之学”（仕子就是心系百姓为百姓谋利的官员）。《大学》成文于战国末期和西汉之间，记载了儒家修身的主要次第，受到历代大儒的推崇。
后代儒学者怀疑因错简而导致《大学》原文的篇目次序有误。北宋大儒程颐和程颢先后编撰《大学》原文章节为《大学定本》。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他认为《大学》有“阙文”（阙文指有存疑而未写出的文句），遂对《大学》“移文补传”。他认为“经”是孔子所说，由曾子所记述的；而“传”是曾子所说，门人记录的，所以就把《大学》分成了经（一章）、传（十章），为其“补格物致知传”，又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后移，置于解释“正心”之前，形成“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的完整文本结构，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后经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学章句》地位突显，对后世影响很大，后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一直沿袭到清代，成为士人应举的必读书。
自《大学》受到重视开始，对它版本问题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王阳明1508年在贵州龙场的时候，就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和朱熹不同。他一直伏读精思，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认为圣人之学本来就简易明白，其书就是一篇，无经传之分，更无经可补。于是写下这篇反映他心学思想的《大学古本序》。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为《大学》之要，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故注重对外界一事一物的探究。在这篇《大学古本序》中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王阳明认为是《大学》是“诚意”为要。他把“格物致知”和“明明德”、“亲民”都解释为“正心”、“致良知”，“物格则知致、意诚”。“圣人惧人之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
王阳明在文中说道：《大学》“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事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他指出朱熹的《大学》改本有“支与虚与妄”之病，旨在恢复自认为正确的古本。
这篇《大学古本序》和他后来讲授《大学》的记录本《大学问》都包含了他的哲学中心思想，是他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重要体现。他多次强调圣人之心无须外求，至善在于吾心，格物即格心，致知为致吾心之良知。王阳明的讲学，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使得王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认识，愈来愈清楚，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朱熹学的权威大大削弱，《大学》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王阳明心学思想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阳明学敢于挑战朱熹等传统权威，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阳明心学确立了以道德良知的道德理想主义，对于救治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唯利是图的弊端是一剂对症良药；阳明学提倡“亲民”、重视民生的思想主张，对于我们实现*价值观三个引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引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引领”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