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于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里，原名叫周樟寿，字豫才，18岁改名树人。“鲁迅”这个笔名是他在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的。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鲁迅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杰作。它写于1921年，最初分章发表于《晨报副镌》，后收入《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历史舞台，以主人公阿q的活动为线索，以批判阿q的病态心理精神胜利法为重点来组织材料。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从中国的现实社会出发，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基础，概括出阿q的典型性格，而且着眼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设计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作为阿q生活的典型环境。阿q这个形象，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正传》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是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奴隶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被压迫历史的缩影。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在他身上，最显著的特点是“精神胜利法”：自甘屈辱，自甘轻贱，而又自我解嘲，自我陶醉。他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不仅是阿q这样的下层农民所特有的，也反映出某些国民性。
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丧权辱国的形式，仍然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的安慰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这不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如出一辙吗?再放眼今朝，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可是仍然有许多的“阿q”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整天怨天尤人，不求上进，慢慢的堕落成为社会负担，这些人既可悲又可怜。
“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鲁讯用《狂人日记》来形容农村土豪劣绅的品性，赵太爷父子是当时农村土豪劣绅的代表。在小说中，他们基本上没有表现出善性，而是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懦。他们剥夺了阿q的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自己可以妻妾成群，却以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惩治向吾妈求爱的阿q，当革命的风声传到未庄，他们卑谦地称阿q为“老q”，当看到革命风暴势不可挡时，他们又投机钻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破坏力量。
在塑造阿q这个典型形象时，鲁迅先生非常讲究情节的张弛、明暗的详略：对主人公阿q的活动是露，对其他陪衬人物则是藏，对阿q在未庄的活动描写得繁，在城里的活动则轻描淡写。此外，鲁迅先生还特别工于讽刺手法和幽默语言。
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可作如下陈述：着眼于启蒙，写出旧中国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愤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那沉睡的民众。
《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鲁迅先生在荆天棘地的艰苦环境里运用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进行战斗，为我们留下了《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除外)。《呐喊》收集了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小说14篇，于1923年8月出版。《彷徨》收集了从1924年至1925年创作的小说11篇，于1926年8月出版。
《阿q正传》享有世界声誉，当它一收笔，便被介绍到美、法、日、俄等十多个国家，至今已有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
《阿q正传》从它诞生至今，已过去七十多个年头，“阿q”已成了常挂大中国人民口上的一个常用名词，“阿q精神”也成了自潮或讽刺他人的用语。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作文是无数可亲可敬的工人伯伯、警察叔叔；唉，一紧张就出错，这不，把“黑板”写成了“黑反”，刚想擦掉，却听一声停。魔王在魔林山谷设置了一道连神仙都看不到的结界。如果某个地区很热或很冷怎么办；夜晚，乡村里亮起了一盏盏电灯，朦胧的灯光照射着大地，偶尔有人走过，就更增添诗情画意，走过的人，简直成了“画中之人”了。
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在士大夫的眼中，女人的意思有两个：要么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要么是破国亡家的狐狸精。 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施；而在做史论时则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男人对女人，一面是轻蔑，一面是追求，连屈辱不堪的阿Ｑ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也是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 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连人也称不上了，男尊而女卑。
二、传统习惯
“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Ｑ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Ｑ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Ｑ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 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 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习惯有好坏之别。尊老子幼，文明礼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都是好传统、好习惯，值得发扬光大；至于女人缠足，男人脑后留条长辫子，虽是传统习惯，则不是什么好习惯，确确实实是有弊无利。
三、革命观
阿Ｑ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Ｑ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结果。
四、奴隶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 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Ｑ性格中最 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Ｑ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Ｑ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 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Ｑ式的人物，就是这 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五、看客态度
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 里鉴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 上的伤疤、阿毛被狼叼走做笑料；而“阿Ｑ十分得意的笑”着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Ｑ讲杀革命党的事， 阿Ｑ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而魅力不朽。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是对我们民族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弱点的.大暴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
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