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直有着“讲学复议政”的计划的，有人说他的谈政治很可能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这一点胡适自己也有所承认，他说他一生都会在专业人士面前感到不自信。做完《章实斋年谱》的胡适感到心累，只想开天辟地，让后来的能者做细致功夫，他自己并不想展开深入持久得研究，可见他没有太多的耐心，不是一个匠人。
不是一个匠人，有错吗？没错，但问题是他想要做到博而精，他对自己有匠心的要求。
1915年，胡适在日记中说：“吾鹜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在其有意识的层面，他随时都在注意自己博而不精的弊病；但在其无意识层面，实际上仍偏于往博大一面发展。
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能够做到“博”，也是不容易的，况且像胡适这样的博还绝不肤浅，他其实大可以不用去做学问，专门作讲演，写讲稿，索性做一个只开风气不搞研究的人。但他放不下，不甘心，又贪心。他之所以在学问和从政两方面徘徊，归根结底还是从小的人设太高，导致了他的不愿意让任何一方的人失望，于是就委屈自己，压抑自己，一会儿率性而为，体现他的本我；不一会儿又觉得欠妥，要收敛要谨慎，他的`超我定得太高，时常压得他内心紧张。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啊！我甚至怀疑他的所谓“率性”也是装出来的，为了迎合某些人对他的这一块的期待。
人设的压力，来自小时候的一个外号----糜先生。他得了这个外号，就像是被捆绑了一样，言行举止都要维护这一公众形象，说得粗糙一点，就是他必须要装一装，这一装，就是一辈子。后来有一次，他在跟小伙伴们玩砸铜钱的游戏，被一个大叔看见了，就笑他说：“哎呀呀，糜先生也玩这个呀？”小胡适当即把脸一红，从此再也不同小朋友完了，因为他对于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早有自觉，这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从这一刻起就开始准备了。
准备得那么早，自觉得那么早，还是一辈子徘徊，不知道要做什么？
胡适和木心都是很有广度的人，前者纷杂，后者精深，究其缘由，还是一躁一静之故吧。木心偏重文学也可能出于无奈，只有文学是可以一个人简简单单完成的。他的音乐创作需要有人配合，需要录制，这些都是复杂的流程。美术，需要的工具和材料更复杂。他的颠沛流离埋没了他的一部分才华，但从来没有约束或者影响到他的深度。对木心来说，万丈深渊，下去，也是前程似锦。文学就文学吧，就单单写文作诗，也能从中看到他的音乐美术。他并不是一个鱼与熊掌都要兼得的人，相反，他是一个鱼与熊掌都可以丢开的人。
胡适在留学期间最关心的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他虽然大骂诸多留学生数典忘祖，可自己西书读多了，也避免不了被西人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思想在无意中已慢慢向西学投降了。
因此他要用西学来改变中国的局面，求变求新，然而他的自我约束和从小学习旧学的修养又使他疏离于他所在的时代，各方面都要周旋，各方面都不愿十分地讨好。既要成为社会活跃分子，又想隐居避世，这才是他最纠结的矛盾点吧！
胡适说自己最讨厌平凡和中庸，说自己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他不屑于表示我的感情，又要使想象力略成系统。往往，在任何场合，他都把自己的人设定为“亦正亦邪”“亦收亦放”“亦开亦合”等等，总之就是两全其美，好扎心！似乎专心做任何一件事，专心表现任何一种品质，对他整体而言都是一种浪费。
纵观胡适的一生，似乎都没有太出格的表现，完全符合“糜先生”这个身份，爱惜羽毛的他和表妹曹珮声在一起的三个月，或许是他人生中最率性的一段时光了吧！他为此颇写了几句诗：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梦里总相忆。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能忘！”
“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伴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
读罢全书，总有一种“可惜”。不是一种，是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