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书中将这样一句话作为了评价人物的一把标尺，李鸿章是如此，历史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在历史这条长河中存在过，那么就必定有他存在的价值。
关于李鸿章，在从前脑海中依稀存有的印象只是他签订的那份《南京条约》，那份让他背上许多骂名的条约，而我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才情和智慧的确是千古难出的一个奇才，他在写李鸿章的时候比常人都多了一份理性和客观，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李鸿章的欣赏之情是在许多书里所看不到的，我并无法很好的阅读原版的文言文，但是只在现代人白话文的版本中也能够看出端倪了，他对李鸿章，抱有的感情更多的是为之所遗憾的。
晚清重臣，用这个来形容李鸿章的确是不过分的。李鸿章第一次会试落榜之际曾在北京的曾国藩住所里进行补习教导，在之后的长时间里，他都在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可以说李鸿章的才学也是不可忽视的。他曾在赴京途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广为世所传诵，“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从这一句可以看出他入仕的雄心壮志以及他所拥有的豪迈才情。奈何后世许多人对于他的印象依然是叛国的，所以这些才情以及在军事上的成就都不免被人所遗忘或被丧权辱国的条约所覆盖了。李鸿章的军事才能是他最出色的地方，这在围剿义和团运动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他在军事上初露锋芒，却已经显示出了超于常人的智慧，当然他拥有的不仅仅是围剿义和团运动和与曾国藩等人一起建立的淮军和常胜军，他的品德和气量也能在那时显示出来，梁启超是这么评价那时的他的“其德量有过人者焉。”
要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这样的话事实上还是牵强的，与其用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来抹去他所有的功绩，倒也不如像梁启超先生一样以一种正视的观点去看待他，那么他最无法抹去的功绩便是对中国的进步做出了一些贡献，尽管最后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李鸿章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辉煌的四十年。在他受任之初，正值太平天国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李鸿章却把这个初上任就接手的“烫手的山芋”处理的非常完美，他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也借此将自己的声望提到了一个至高点。在此之后便是在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他所兴办的洋务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在洋务运动中他所创办的`北洋水师舰队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水军的主力，奈何洋务运动的性质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洋务运动即使在科学技术上对当时的中国有着不小的贡献，却始终都摆脱不掉封建社会的束缚，在清政府的阴影下，洋务运动也终究只是个躯壳，学的到表面的东西而本质的东西却学不到。至此，李鸿章的人生已逐渐从高峰慢慢走起了下坡路，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他都明显出现了力不从心的状态。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关条约》评价为他“兵事上之声誉终，在外交上之困难起。”在《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也就开始了他被后世所谩骂的所谓的卖国贼外交之路。而事实上在梁启超的字里行间并没有过多的提到卖国贼的意思，反而在他的笔下李鸿章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他具有深刻的爱国情节却被时势所困迫，无奈之下也只能那样做，他有着自己的执着却不想这些执着的方向是错误的。梁启超在某些方面与李鸿章是相像的，他们胸腔中的抱负和理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但他们两个都是被时势所困的英雄，太多的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完满的实现，纵使再有才华再有天赋，却都因为封建社会的背景而被束缚了手脚。因此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李鸿章是充满遗憾之心理的，他比一般人更了解李鸿章，因此也比一般人多了一份对李鸿章的理解，英雄总是惺惺相惜的。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同时也在客观上分析了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在他的主观印象里，他所谓的改革只需要在技术上进行更新便好，改革只要靠国家就足够，而他不知道的却是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梁启超如此深刻的点明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失败的原因，更是那时的中国无法改革进步而被外国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聪明如梁启超，他通过李鸿章却深深写出了当时中国的模样。
现世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依然褒贬不一，这也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一本书所能够改变的，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本书让我对于李鸿章的看法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不再是单方面的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也不把他高估为一个名族英雄。是非取舍，总在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梁启超亦是如此。时代造就英雄，英雄影响时代，李鸿章并非绝对的英雄，却也在历史之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这样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大抵也算是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