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米歇尔·沃尔德罗普著，陈玲译《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一书共分为九章，以叙述性的手法阐发了复杂科学的产生、研究过程，将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故事的形式通俗的表现出来，其理论的形成给人以逐步渗透、水到渠成之感。 获得的收获：
1、关注复杂系统，重视复杂科学。取消非此即彼、普遍适用某一规律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思想。“当你受过我这样的训练，受过数学、工程学和经济学的训练，你也会倾向于把科学自成一种非得是能用定理和数学表现的东西。但只要把视线一移向窗外的生活、移向生物体和自然界，我不知怎么就会觉得，科学变得无能为力了。”（《复杂》，第24页）以实践和客观存在的需要来寻找方法，而不是想方设法将现实归到自己的视野中，因为你往往“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问题寻找解题的方案，但却因此背离了真实世界，把问题限制到你能发现解决办法的地步。”（《复杂》，第72页）因此，应扩宽研究视角，综合运用系统论、混沌理论、协同论、控制论、自组织理论等各种研究方法。
2、打破学科界限，从整体上，以广泛联系的系统的观点研究自我生成、自我进化、自我调整的事物。“我们无法在任何一个自动催化组织中发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本质存在于这个自动催化组的整体动力上：它的集体行为。”（《复杂》，第167页）正是各个分立学科在研究范围、方法上的局限性，使科学家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复杂科学的理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推动了它的发展。现实世界要求我们用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关注系统内部和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3、复杂科学的贡献在于利用复杂本身的规律：杂乱无序、自生自组的世界总的来说是以一种进化选择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状态是各个系统中互相关联的事物之间不断作用的复杂过程（简单的系统也有复杂的行为模式），同时复杂的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的能力，使整个过程表现出高度的调适性、自我组织性。介入其间的偶然因素时而也会成为相互作用的催化剂，使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或处于混沌状态，或处于秩序之中，“微小的不可测性不会总是很微小。在适当的条件下，最小的不确定性可以发展到令整个系统的前景完全不可预测——或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混沌。”（《复杂》，第80页）两种状态转变的关键是临界点的突破，我们可以预知总的运动趋势，但不可能预测其中的某些细节。由于复杂世界中偶然因素造成的不可预测性，现有的一些定律、公式只是科学家通过观察总结出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们是否能准确预测事物发展存在一定概率。因此，要想促成一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既要注意与事物联系的相关因素，又应重视对临界点的突破，达到“相变”。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讲述了一群杰出的美国科学家试图打破传统主导科学的直线和简化的思想束缚、阐明非线性和复杂思想的真实性和巨大作用并进而寻求“科学的大整合”的故事，“通过描绘一小群跨学科研究的精英分子的个人史，烘托出一幅极具魅力的复杂系统的图像”（汪丁丁：《面向综合的时代》）。阿瑟对于报酬递增率的执着、考夫曼对于自动催化论的研究、荷兰德对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朗顿对于人工生命的不懈努力等都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整合”以及“互相关联与互相进化”的“复杂思想”。这群“边缘人”的不可抑止的创新冲动使物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甚至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在桑塔费研究所进行思想的碰撞与学科的融合，冲击着传统的科学及其方法，朝着重建科学传统的目标迈进。 《复杂》使我们感到科学思想大变革的脚步，桑塔费研究所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正是近百年各学科新思想、新观念的最集中的体现”（陈禹：《现代科学的前沿——<复杂>和SFI谈起》）。它在思想方法上克服了近代科学形而上学的还原论的严重倾向，强调“综合”的方法论，以它带有方法论性质的深邃思想、 对于真实世界现象的强大的描述力和解释力重新诠释了“科学”的内涵。虽然复杂科学还无法准确加以界定，但这种模糊不清是因为它“正在试图解答一切常规学科范畴无法解答的问题”。这种“模糊不清”的复杂科学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对传统科学的方法论革新，其对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和启蒙性的.： 首先，《复杂》强调学科的整合，当然这种整合决不是要绝对否认学科的分类（在知识爆炸性增长面前专业化是无法否认的），但这种学科分类决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而是要尽可能的予以合作或相互借鉴思想尤其是方法问题，以便不断检验和审视本学科。
在《复杂》中，作为经济学家的阿瑟在自己报酬递增率等的研究成功，与不断吸取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的思想与成果密切相关；考夫曼、荷兰德、朗顿等所进行的研究无不求助于计算机科学技术。事实上桑塔费研究所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为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提供了一个相互理解与促进的机会。各种科学之间应当相互倾听、相互合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也应打破绝对分离的状况，虽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的区别是巨大而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绝非没有相似之处，它们合作与相互吸收的可能性仍是广泛存在的。 其次，具体到某一学科的研究，《复杂》认为对于线性和简化的过于迷信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事物内部的“关联与进化”才能接近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就是一种极其简化的概念，虽然这是经济学寻求研究的确定性所迈出的重大步骤而且显示出巨大分析功能（因为“经济人”的假定减少了变量，增加了可计算性，而这种可计算性与确定性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将这种“无限理性”的“经济人”概念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中的生物人并没有无限的理性，而且其理性的程度也千差万别，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无知”。
人们的行动依赖于自己有限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对他人行动的认知。因此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更能解释人的行为，也更能解释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简单”方法与“复杂”方法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完成解释和预测的任务。《复杂》虽然指出了线性与简化方法的缺陷与不足，但并未否认线性与简化的功能与意义。 再次，《复杂》向我们提供了复杂中的秩序与结构的真实图景。这种秩序与结构不再纯粹是基于自然定理而推演出的逻辑必然，而是给予偶然和随机以极大的关注；不是预先设计平衡状态，而是以偶然事件为切入点，寻找最后的平衡。复杂科学就是“要显示偶然的事件在随机的进程中怎样不断的积累，从而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其中一个平衡点”。这对社会科学研究意义重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社会科学必须对于秩序与结构给予极大的关注，但如何关注却是个问题。事实上，《复杂》中展现的生命形成、进化中的那种自动自发的秩序与结构来源于事物“自我组织”与“共同演化”的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起重要作用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法自治”原则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这种功能，即社会本身也具有一种自我组织的功能，这种自我组织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社会的秩序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