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幸读到作者的《沉默的大多数》，略有感触。
文章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线索，先讲述了他怎样选择沉默的经过。从小时候的大跃进，到大学时候革命及让人啼笑皆非的现实，很难让人联想到所谓的美好。周围很多人喊着所谓的口号与教条，以此来成为这个主流群体“话语圈”的一部分。从内心鄙视话语圈的作者，选择了沉默。选择沉默，是因为一些话在某一环境下无法说出口，或说出了也无用。沉默有自己的语言。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常在你楼道门口放了一辆自行车，妨碍了你的进出，而你又是一个认真的人。你劝告他，或去跟居委反映，说：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对方的很有可能，会说你这人真“事儿”。同时你也可以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这种行为的厌恶，把他车胎的气放掉，当然是在四周无人的情况下。
一种文化必有一些独有的信息，沉默也是有的。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件事是公开的秘密，假如你想给自己盖个小房子，就得给主管官员些贿赂，再到国家的工地上偷点建筑材料。这样的事干得说不得，属于沉默；再加上讲这些话时，戈氏是苏共，所以当然语惊四座。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属于沉默的事用话讲了出来，总是这么怪怪的。
沉默也可以传播。在某些年代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沉默就像野火一样四下漫延着。把这叫作传播，多少有点过甚其辞，但也不离大谱。在沉默的年代里，人们也在传播小道消息，这件事破坏了沉默的完整性。好在这种话语我们只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说，比方说，公共厕所。最起码在追查谣言时，我们是这样交待的：这话我是在厕所里听说的！这样小道消息就成了包含着排便艰巨的呓语，不值得认真对待。另外，公厕虽然也是公共场合，但我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把它排除在外，因为它太脏了。
我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从我懂事的年龄，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在甜蜜之余也有一点怀疑：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拿到《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的时候，我便产生了共鸣，应为自己也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因为我平时也不喜欢怎么讲话，或者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发言，套用书中一句话就是“在公共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却是妙语连珠。”现在的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干什么事都比较积极，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生怕自己的才华被淹没。
福克先生说过，说话即权利，可见他们和乐忠于这种权利。但我喜欢听他们说完，自己在内心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大家是否知道都是次要的，作者说这是大部分人的通病。作者说，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或许是从沉默中才能得到更多地思考。
从作者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在此隔阂下的互相抨击。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时代，充斥着太多的诱惑，不同的思想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行动，有人愿意舍己救人，有人愿意披露真相，有人愿意散布谣言。因此有的话该讲的要讲，不该讲的还是要用沉默来代替。
沉默往往代表的是行动，沉默往往也代表着力量的凝聚。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信仰的人们沉默着，包容着，同时也关注着。沉默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事方式，沉默或许是一种积蓄的过程，谁也不知道爆炸后的结果是什么。
沉默的一代人绝不会是垮掉的一代人，二十世纪闹得太多喧嚣太多，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更多的崇尚理智和谨慎。对于杂志上刊登的调查，我们都清楚那是要登出来吸引人眼球的，所以我们沉默了，所以我们含糊了。因为我们绝不愿意说谎，因为沉默是对选择权的尊重。
我们坚信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沉默，我们理性，我们耿直。但沉默绝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当时代召唤之时，沉默的大多数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
读了这本书之后，还有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和借鉴。希望从现在开始能对我们大家有所帮助。
博尔赫斯有句普通的名言，他说当作家写作的时候，他总是写他能写的东西，而不是写他想写的东西。我之所以说它是“普通的名言”，一方面我觉得他道出了书写本身某些难以言传的神秘；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博尔赫斯道出的不过是一种写作的常识。是的，我毫无疑问肯定这是一种常识，被书写者自身因为沉迷于写作本身而忽略的常识。我们写作有多重的目的，但是无论多么复杂的目的都会自然导向一个方面：我们觉得通过写作能了解这个世界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但是很奇怪，一旦我们觉得仿佛获知了这个世界的奥秘所在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通过写作所传递出的貌似高深的东西其实大都是常识。这样以来，我们写作的终极目的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本以为是在发掘真理传递真理，其实我们不过是说出了某种常识。我们通过写作所做的不过是普及常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作者。
我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是进入大学，是从进入大学的图书馆开始。而后的一段时间，我把我写作的文稿拿给我的一个老师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她对我的大部分文章都赞赏有佳，唯独对我原本十分看好的一篇关于作者的评论文章提出严厉的批评。那个时期我十分喜欢作者的文章，为了写好那篇评论文章，我甚至专门去书店把作者的文集购入囊中。对于一个平时十分清贫的大学生来说，这样奢侈的购书经历自然十分的少见。所以可想而知我在这篇文章中倾注了多少心血，但是独独就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否定。我自然十分的不悦，但是我当时可能觉得我的老师根本对作者不了解所以才这样妄下定论，所以我后来又把作者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拿给她看，希望她从中给我文章一些认同。但是更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的老师主动约我谈谈。我以为她可能对我的文章有新的认识，兴冲冲感到她的办公室，却看到她严阵以待，很严肃的表情给我谈话。我有些忐忑不安的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她开口就说，以后最好不要读作者的作品，这种人写出的东西怎么能模仿呢。说着她还翻开我拿给她的那本《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很多地方都折叠做了记号，她指着书中的某个段落说，一个作家怎么能这样写东西呢？竟然把自己早年偷偷的拔别人自行车的气门芯事情写出来宣扬，而且还对此洋洋得意。最后她用一种总结的口气说，这样没有道德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怎么可能是一个高尚的作家！而且他的文体十分的散漫，大都是废话，语义重复不说，宣扬的都是很多低俗的价值观，我希望你不要学习这样的写作，多学些古典作家，模仿他们的写作，诸如此类。当时的我被她温柔的训斥弄的无可辩驳。但是我突然又有了一些庆幸，我庆幸的是当时并没有把作者的小说《黄金时代》拿给她看，否则一定加上一条看淫秽小说的罪名。
在这里我提到了我的老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始终对我的这位老师充满敬意，她实际上是我大学期间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所以尽管我不能同意她当时对作者的一系列批评，但是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对写作本身有不同的认识。在我的老师看来，写作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们通过写作发掘、传递、宣扬乃至说教真理，通过写作提高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们要在写作上作一个社会的楷模，给社会发展一种良性的引导。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她不允许我们在写作中犯错，不允许写作中的不道德，不允许在写作中宣扬一种纯粹个人的价值观，要把写作的神圣义务贯彻到底。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写作就是一种纯粹私人的事情，写作的痛苦，写作的愉悦都与个体有关。我无法把写作当作一种教化和宣扬某些社会理念的手段。我所“能写的”和“想写的”无法统一。我所能写的无非是从我的一个个体出发，讲述我一个人和我背后通过有限的阅读积累起来的故事；而我想写的则实在太多，已经脱离了我个人所能承担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喜欢作者。
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的作者已经面目全非了。他由原来的一遍遍讲述从自身写作经验获得的常识的作者变成了现在被过度阐释变成神话的作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作者生前写作的时候不止一次说他在讲述常识，但是现在我们认为他讲述的都是真理。一个华丽的转身之后，作者成为了神话，以至于去世十年之后，我们（包括写这篇文章的我）还在不遗余力的写文章祭奠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然而，我不认为我的写作生命已经结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青春距离我更近了。这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老人对自己一生谦卑而自足的总结。我们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夸大，当博尔赫斯说“我已经写了我的最好的作品”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猜测说作者去世之前十分也如此这般的想过他的一生。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作者去世的时候很可能是痛苦缠身，他不可能如此悠闲的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无论作者生前十分这样想过这个问题，他的短暂的一生都是一种遗憾，他的写作更是遗憾。无疑，他在写作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
作者生前很看好自己的小说，而不是自己的杂文。但是被公众迅速接受的却是他的杂文。实际上这并不奇怪。对于作者来说，写小说是纯粹私人性的一面，他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在他的小说世界中，虚构等同于现实。而在进行杂文书写的时候，他所显示出的是他公众的一面，需要承担道义和责任。但是正如“能写的”和“想写的”总不统一，长期形成的焦虑和分裂让他不堪重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把作者的杂文一度推向公众前台的朱伟先生就曾披露，作者写杂文后来无法忍受自己写作方面灵感的枯竭而痛不欲生。我认为，正是作者被看好的杂文害了他，他实际上向往的还是那种写小说的生活。他生前实际上很想从公共写作领域中退回到私人的写作领域。但是，他的公共写作或者说杂文写作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让他无法退缩。自己“能写的”和自己“想写的”始终无法统一的时候，这种写作过程中的分裂同样会导致精神和肉体上的分裂，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人就这样在痛苦中悄无声息的离去了。
叔本华曾说，当我们阅读时，我们是在用别人的思想在思考。但是，阅读作者文章的时候，我们是否扪心自问过，我们是在用他的思想去思考么？看看现在已经面目全非的作者，已经被奉为大师的作者，已经被过度阐释的作者，我真的希望我们能真正的用作者的思想去思考。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生前的'所闻所想，包括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国内外文化和观念的看法、对某些书或电影的评论等。
“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方式中选择”，沉默是一种对事情的处理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沉默不代表没有看法，相反，可能是因为我们所要表达的想法不是“那个圈子所要的那种话”，你不能逃离那个圈子，但你又不能与圈子里的主流话语对立，因此你选择沉默。作者说，沉默的大多数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他自己便是最后一种人。即使对于话语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但还是要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
正如作者所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并不代表着你是事情的旁观者，也并不意味着你遇事的摇摆不定。沉默的一代人绝不会是垮掉的一代人。20个世纪闹得太多太喧嚣了，这个时代的青年们更多地崇尚理智和谨慎。对于社会的喧嚣真伪，往往会使我们误入谎言的陷阱中，所以我们沉默，所以我们含糊。因为我们绝不愿意说谎，因为沉默是对选择权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行为的负责！
前不久刚读完作者先生的一本杂文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其中有篇文章所记载的他对沉默看法引起了我的思考。沉默到底是怎样的？我想它对我们中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词。沉默是中性的，本无褒贬之分。但在不同的打开方式下，它所能带来的影响却是大不相同。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使用。我想见机行事不失为是种合适的选择。可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需要沉默？什么时候又该打破沉默勇于发声呢？
不如从个人与集体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说的是越王勾践忍辱负重，默默成长，积蓄力量击败吴王夫差的励志故事。楚庄王答臣子问时曾说："此鸟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从这两个典故我们不难看到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适时选择沉默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积蓄力量。苏轼说过："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没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沉寂期，没有在沉默中的反思与积淀，哪来成功者的喜悦？人们往往只看到人前侃侃而谈的博学者，却忽视了他寒窗苦读的沉默和艰辛。成功往往与积累密不可分。我想于我们个人来说，学会独处，学会思考，给自己留一点沉默的时间是必要的。
再从集体层面来看吧。大家都知道，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社会如果想要更好的发展，那么仅依赖一两个人的呕心沥血是不可能的，它需要其中的每个人去努力。身处集体之中，当真正需要我们去表达自己观点以帮助社会进步的情况来临时，我们却闭口不言，选择沉默。这样真的可以吗？龙应台女士在她的文章《以"沉默"为耻》中写道："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此话一点不假。她在文中高度赞赏了高雄市民为了城市更好的发展而勇于发声的行为。与之相反的则是鲁迅先生笔下诸多"看客"的沉默举动，让鲁迅不得不呐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青春的我们，理应更多的主动去融入集体胸怀他人，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心自己。
不要再把沉默当作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或是逃避责任的手段了。去正确的认识它吧：为自己，谋积累。为集体，勇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