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购买《教育哲学》一书，平常时有接触一些教育名家的书籍，但有关哲人关心或关注教育问题的书是便是头次，试想他们能从更高的视角来思考教育，一些深邃的教育观点和思考值得深思。
关于“开学第一课”事件，想必记忆犹新，微信、微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让重新审视现阶段社会培养怎样的人呢，我们的教育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呢？按《春秋公羊传》的分类，现在社会的形态是正处于升平世（小康水平左右），教育也应该与之相适应以追求审美主义、自然主义和情感主义的浪漫主义。但如果长期推行智育、美育与情感教育的“休养生息”必然导致国家或者社会的危机。在我们追求“柔性”教育过程中对于学生“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或挫折的“刚性”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强大的个人或民族，并不见得头脑多么聪明，四肢多么发达，重要的是这个人或民族是否有强大的意志力。因此培养学生勇敢果断、刚毅坚韧的意志训练尤为重要。
目前的学校教学还是偏向于智育，单向度地重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学校被简单理解主“学知识”或“读书”的地方，学生的学习似乎与情感、情趣、信念、信仰没有任何关系。常常听到学生厌学、逃学的现象，而教师简单地抱怨学生的怠慢、冷漠或堕落，更有甚者指责“世风日下”。“对牛弹琴”固然有牛的冥顾不化的责任,但首要的过失在于弹琴者的鲁莽和盲目。对牛弹琴式的教学属于不顾对象、不顾时机的强迫教学。
在这个地方缺乏情感、情趣、信念、信仰等教育该有的温度。如何使学生被唤醒、被激励、被引领、被召唤、被兴奋，更是我们教师教学艺术的反应和回馈。因此教师要把“兴发”(兴起和引发学生主动学习)作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和使命，学生将自动进入“孔颜乐处”的自我兴发状态。同时在评价上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满足学生“被尊重”、“被承认”的情感需要，学生将会主动学习或自学。
由布鲁贝克著，王承绪先生等翻译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早在2002年4月就已经在中国第三版第四此印刷了。从1987年第一版至今，该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教育学界也不乏有人对其作了多角度的解读。从中国期刊网中搜索的论中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学界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解读多是一种读后感的形式，写出了作者看完此书后的反思。通过对这些读后感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对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理解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分歧，就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否是一本系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王承绪先生在译者前言中指出：“这(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作者从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旁征博引各家学说，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有的研究者指出：“总体上说，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始终固守着从哲学高度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阵地，而这种哲学高度的理论探讨，对于我们正确看待高等教育问题，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可谓意义重大。”还有的研究者认为：“他(布鲁贝克)放弃了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倒是对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原理，如高等教育的性质、人物、功能、目的、方法、制度等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但是，即使如此，并不能由此判断该书不是教育哲学。”
但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式的著作。4并从作为教育学科的教育哲学与作为教育思想的教育哲学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高等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哲学的存在都不是一个真命题。在这个论断的基础上，研究者还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读书界为什么会认为《高等教育哲学》是一部教育哲学著作。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英文版的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研究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便于翻译，在标题上直接采用了‘高等教育哲学’这一概念，但是这种翻译没有凸显原书标题介词‘on’的内涵，因而给读者造成一种误导，以为这就是所谓的高等教育哲学。”5在笔者看来，不论是翻译成《高等教育哲学》，还是翻译成《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我们都可以看出，布鲁贝克在写此书的时候是要写一部“哲学式”的著作，最起码从其写作动机来看是如此。此外，研究者认为，目前教育哲学的合法性还没有一个定论，高等教育哲学体系框架的建立也就更没有一个标准可寻。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理由很牵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歧，笔者认为，这与人们对哲学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认为杨黎明(1980— )，男，山西河津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5级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研究。
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不是“教育哲学”，是以一种体系或学科式的标准来看的，属于典型的中国教育学者的“学科情结”。而之前我国很多学者之所以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一书是一本系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则多是简单地从书名望文生义，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因此也就显得没有说服力。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式的教育哲学著作。说其是西方式的，是因为从全书的结构框架以及思维习惯上看，不符合中国式的学科标准。此外，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部教育哲学著作，也并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布鲁贝克在论述中达到了一种“哲学高度”。哲学和教育一样，都是一门学科，谈不上谁比谁更有高度。有人认为，教育学脱胎于哲学，因此哲学是教育学更上一级的“母学科”。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母”或“父”就比“子”更有高度。另一方面，不管是“哲学高度”还是“哲学意义”，都是模糊不清的语言，很难具有说服力。因此，笔者试图从对哲学的理解上来分析为什么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一部教育哲学著作。
学科体系也同样有中外差异和多样化的问题。笔者之所以认为《高等教育哲学》是一部典型的“西方式”的教育哲学著作，而不说是典型的教育哲学著作，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必要仿效布鲁贝克来构建我国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学科建设也同样存在一个适应国情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人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分析中国的文化，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哲学，曾在哲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论。同样，如果我们以中国教育哲学的标准来看待《高等教育哲学》的话，那么它也不是教育哲学了。
哲学开始于惊疑(惊奇和疑惑)，是灵魂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6哲学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作用或目的则在于指导或引导实践。从我们对哲学的这一认识出发来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布鲁贝克为什么以“哲学”来命名此书。
一、追问
在《高等教育哲学》一开始，布鲁贝克在论述“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时，就指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下同)p.13)布鲁贝克所总结出的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影响非常大，引用率非常高，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布鲁贝克为什么认为只有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呢?这两种哲学观的划分标准又是什么呢?他在书中并没有指出。这也是笔者在多次阅读此书过程中的最大困惑。有的学者认为，布鲁贝克的划分是以他在书中的标题“高深学问”为标准的，认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是建立在对高深学问的追求上，只是在具体取向上有所不同，认识论所强调的是“价值自由”，而政治论则主张人们在追求高深学问内时的“价值判断”。7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实际上也只是说明了布鲁贝克早已在书中就明确指出的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而并没有指出这两种哲学观的划分标准。而知道布鲁贝克为什么对高等教育哲学作这样的划分，才是理解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根本和关键。
实际上，认识论与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是布鲁贝克对西方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进行反思和追问的结果。任何哲学都源于反思和追问，只是布鲁贝克并不是简单地在逻辑上进行反思，而是对高等教育实践发展的历史进行追问。布鲁贝克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律师、实用主义哲学家霍姆斯的话，“经验而不是逻辑才是法律的生命”。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布鲁贝克紧接着指出，“像以后的部分还会讲到的那样，这种观点对高等教育像对法律一样千真万确。”(p.20)在论述学术自治的时候，布鲁贝克又指出，“我们必须记住，有时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学术传统。”(P.3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布鲁贝克认为，是经验(历史实际)而不是逻辑才是高等教育的生命，这种观点贯穿着《高等教育哲学》全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布鲁贝克会得出高等教育有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哲学观。
布鲁贝克在书中仔细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认为在历史中存在着截然分明的两条高等教育发展路线，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认识论与政治论。布鲁贝克的这种划分并不是他人为地对高等教育的.现状进行的分类，而是对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进行反思和追问中得出的结论，并在现实中找到了各自存在的事实。布鲁贝克的这种划分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原因也在于这一点。即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真实的高等教育历史与现实。
二、本质
在关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布鲁贝克在书中揭示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本质就是“高深学问”。有的研究者认为，“该书自始至终地坚持着一条哲学线索，以为‘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这个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便是‘高深学问’。它贯穿全文，将高等教育各方面的问题串在一起，前后连贯，逐层推进，展现了作者清晰的逻辑思维。”8更有的学者用高深学问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哲学》全书逐章进行了分析，指出“两种哲学论——高深学问的生存之本”、“学术自治——高深学问的组织保障”、“学术自由——高深学问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为谁服务——高深学问的传播对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深学问的必然选择”。9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布鲁贝克在书中的确揭示出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并从这一本质出发阐明了自己对高等教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观点。
布鲁贝克在“导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中便提出了自己对高深学问的认识，以及高深学问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p.2)布鲁贝克在这里实际上认为高深学问是大学的根本特点和存在的依据。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布鲁贝克在论述中往往将“大学”与“高等教育”等同使用，而且在书中对大学的论述甚至要多于高等教育，这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近千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学长期是高等教育唯一形式，因此在西方高等教育学者的论述中，常常将大学与高等教育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学者就对“大学”和“高等教育”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已经把它们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与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是相关的。现在“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比“大学”要宽泛得多的概念，因此如果按照我国目前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那么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实际上是一部“大学哲学”。也就是说，布鲁贝克所揭示的“高深学问”实际上是大学的核心和本质，而非我国现在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本质。认识到这一点在我国目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就不会使那些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挤到“高深学问”这根独木桥上来。
三、引导
一种哲学理论不但要解释现实，而且要引导现实。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的最后一章论述了“作为教会的大学”，以此作为全书的落脚点。笔者认为，这便是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所要追求的对现实大学的引导。这一章的英文名叫“university as church”,按照涂又光先生的解释，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两者的关系有as来连接，其意思就是说这两者是一个东西。“university as church”翻译为“作为教会的大学”，其意思是，要把大学当作教会来办，也就是说，大学教育要起宗教的作用。这一章说明，布鲁贝克感觉到，现在的西方大学只是搞知识的，人的灵魂问题、道德问题等是宗教在管。总的来看，宗教是衰落了。尽管如此，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人的灵魂问题、道德问题等还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布鲁贝克觉得大学还要发挥教会那样的作用。因此，“作为教会的大学”这一章主要是探讨大学怎样才能起到教会的作用。
现代大学发轫于中世纪大学。作为“千年黑暗时代”诞生的最璀璨夺目的文明花朵的中世纪大学在萌芽之初及随后几个世纪一直和宗教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学原本“发端于中世纪对神学的阐释，即使科学勃兴，也很难消除神的影子”。10布鲁贝克在书中也指出，“早先，学院和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的侍女和附庸。”(p.138)后来，由于高深学问从社会活动边缘移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高等教育也越来越世俗化了。但今日的大学虽早已不是教会，但却“继承和保留了许多教会的职责”，(p.139)甚至有人认为大学就“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p.139)。布鲁贝克认为“在政府和实业界的道德标准都降低到从未有过的水平的时候，大学必须发挥新领导的作用。学院和大学有道德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p.144)从这个认识出发，布鲁贝克认为“大学应该成为世俗的教会，那里的一切活动都适合于学生的个人成长。”(p.144)实际上，布鲁贝克所论述的“作为教会的大学”意思就是大学要承当“社会的良心”，要承担“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在全书的最后，他引用康马杰的话作为结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大学和教会一直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或者试图为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能担当起大学的职能，没有什么机构能够占据这个大学已长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响的位置。”
读了《语文教育哲学导论》，疑惑不觉减少，反而更多。这是因为实际上所知范围比原来扩大了。一片混沌中仍然有些许清醒的收获，关乎语文教育实践指向的意义。比如关于语文教育在场---不在场的存在论的论述，让人豁然开朗，大开眼界。通过有限的在场的文本、表征、言语、语言等穿越层层迷雾，找到言语存在的整体路标，完成对人格、精神世界的塑造。于是，师生在这样的语言哲学指引下，借由语言的敞亮、显豁，找到了生命诗意栖居之所。不是为应试，不仅为应需，是为对语文教育主体—客体存在论方式的全面超越。作者的论述并未停留于此，紧接着指出交往—实践立场的存在论超越在场—不在场的存在论，就在于把语文教育中的认识功能和诗意体验置于人的交往实践过程中去把握，摆脱了旧形而上学片面的静止性。同时也为语文教育的实践找到了理论的旨归。使语文教育实践由懵懂走向自觉，进而成为自洽有了一种学理上的依据，即为什么这样教，而不是那样教。当然，作为“活的”教育来说，语言哲学只能作为一种语文教育实践的参照，而不是唯一。
还有道德教育的哲学等等。同时说他是一种参照的意义还在于，语文教育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永远不要忽视来自实践的智慧和真理。从实践出发，借由理论的反思与辨析，还要回到实践当中去检验。作为语文教育的现实呼唤实践的智慧，呼唤理论与实践的融合而不是割裂，这就要求语文教育立足当下，立足实践，放出眼光，勇敢去拿，还要大胆扬弃与改造创新，使理论为我所用。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从事高等教育50多年的经验总结，是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我觉得就像是一篇写得十分出色的综述，他总结了美国众多学者对高等教育的哲学问题的思索，其中也有互相矛盾对立的观点，直接还原了当时美国社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热火朝天地讨论。
布鲁贝克写这本书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后，进入了“艰难时期”，是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由此引发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和“象牙塔的衰落”，美国的高等教育内外部陷入了危机之中，经费紧缺，公众对高校的信任度下降，社会上充斥着一个问题“高等教育为何而存在？”这些都需要从本质上根源上探讨高等教育的存在价值的哲学依据。这本书也应运而生。
坦白的说，读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想到高等教育有这么多哲学的问题需要回答，在开头的导言里，作者罗列了他认为自己将在本书里论述的问题，阅读完本书后，我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一下其中的几个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高深的学问在何时是可靠的？”
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当高深的学问来自学术自治的学术团体时它是可靠的。但是，这就引出新的问题，谁来监督或者评价这些高深的学问。首先，这些高深的学问是“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这就排除了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够理解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唯一能够真正理解这些知识的复杂性的专家和学者，一方面是作为高深学问的发现者和创造者，另一方面要求他们自己为自己的成果作出评价，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但是，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谁能胜任了，政府和宗教如果完全控制这些学问，那对真理的探求来说是致命伤，学生作为高深学问的接受者是不能作为指导和评价的一方的。在现实生活中，完完全全的学术自治也是不存在的，原因主要有：经费上做不到完全独立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政府和社会上各界团体包括宗教团体是不可能完全撒手不管的；学生对于自己要接受的知识是有一定的知情权的，特别是在现在，学生的意愿和需求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
“高深的学问是否因为要躲避市场和政治竞争场所的曲解，而只好被关在密封的象牙塔中，或者应该在具有这些成分和事件的熔炉中得到锤炼？”
历史是不可能倒退的，而且在真正的象牙塔中也不会追求到真理的，更何况现在的社会还没发达到可以完全发展不用改善现有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知识，那么就不能不在社会中“摸打滚爬”，但是“躲避市场和政治竞争场所的曲解”对于高深学问来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关键是要躲避的是“曲解”，而不是积极的影响，一定要在各种因素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肯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只是影响，不能让它们“鸠占鹊巢”。
“显然，并不是被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的，那么学院和大学之门应该向谁开放，选择的标准应该是门第主义、功利主义还是平等主义？”
我觉得，学院和大学之门应该向那些愿意接受并有能力完成对高深学问追求的所有人开放。这其中，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我觉得，应该把高等教育建立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系统，能够适应从低到高不同能力的人关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一点看法，不足之处，请老师指正。
这本教材从封面上就给人一种理论性很强的感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翻阅下来，你又能够从中得到一些不同以往的关于教育的理念和认知。
一直以来，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始终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教育哲学有必要吗？有哲学就行了，何必又添一个教育哲学？书的开篇就为我们说明了哲学对于教育理论和实践，重新阐述了哲学的概念，从而说明教育哲学独立存在的意义。
就拿书中第三章第三节的人的境界与教育来说，联系的普遍性告诉我们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人的境界和教育内部间也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对受教者来说，境界越高，对教育的接受程度就越高；教育程度越高，自身的境界也会相应提升。同样这个结论对施教者而言也适用。施教者的人生境界提升对受教者的教育也会起到促进作用。这样环环相扣的关系怎么能不引起我们重视？
书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什么是“人的存在性”？人既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很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总和，就是人的存在性。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的意识性。每个人都有意识，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意识被别人剥夺。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就是剥夺他人的意识。可热衷于掌控他人意识的人不在少数。
这在教育领域，就体现为教师的灌输，为教学设置过多的标准答案等等，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忽略了学生主体意识的一种体现。按石中英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不人道的精神虐杀”，当然这种措辞有些严厉。
我们总是想当然得认为学生的思想幼稚，需要老师在各方面进行教育，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就有权力剥夺他们意识。如果这样，学生就容易人云亦云，盲目从众，丧失自我，缺乏创新意识。因此，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去思考问题，用自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的，忽略他们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存在性。
教师应当要尊重学生的发言，即使错了也不急于反驳他们的观点，而是要把正确的观点陈述出来，让学生做对比，从而得出最终的答案，并且反思自己的思考过程存在那些漏洞。不能心急，为了课程的流畅，把答案直接说出来。现在的教育应当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课堂上树立主人翁的意识，教师则要成为学生与知识之间的桥梁，成为教育的引导者。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以上只是我对《教育哲学》这本书部分章节的一些浅薄认识，相信在读完全篇后，还能有更多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