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写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内容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写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后来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现在我的其它作品中。
现在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
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备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写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此刻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能够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此刻，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能够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能够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明白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此刻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简单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潜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小说《铁皮鼓》共分三篇，此刻我只读了其中的第一篇，我就我读的这一部分简单讲讲我的感受。
君特。格拉斯以其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主人公小奥斯卡这个形象。小奥斯卡一生下来就能听懂大人说话。在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两只飞蛾挡住了灯光，使他感觉到人世昏暗，便想回到娘胎里去。只可惜为时已晚。这也为小说的后文作了铺垫。因为小说的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时时代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造成了小奥斯卡对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他在三岁的时候自己从楼梯上摔下，将自己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痴呆”，而且不再长个，但他却依然拥有很高的'智商，而且他还获得一种特异功能，能用尖利的叫喊声震碎一切玻璃制品。这样他能够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远离了复杂的成人社会。他开始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躲在一旁冷眼观察这个世界，用他的方式回避和应对这个黑暗的社会。
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来描述奥斯卡的生活，并且用了回忆的方式。在小说的开篇，就写奥斯卡居住在精神疗养院里。他居住在完全与世隔离的病房里，只透过护理员与外界联系。由此也体现出奥斯卡对当时社会的厌倦和不满。他依旧整日敲打他心爱的铁皮鼓，在鼓点中回忆他的往事，然后让护理员为他拿来“清白”的纸，写下他的回忆。那里为什么要用“清白”一词呢，我觉得这也是奥斯卡对当时黑暗社会的一种讽刺和鄙夷。
在小说的第一篇中，当奥斯卡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后，便产生了厌恶之感。他不停的敲打着他的铁皮鼓，从而发泄他对畸形社会的不满。他也常常用他能够唱碎玻璃的潜力，去“扰乱”社会的秩序。在他眼里，这个社会是混乱的，怪异的，无可救药的。
小说的很多地方都是由君特。格拉斯本人的经历和见闻写的。他也借小说表达自己对一战时期德国的黑暗的不满。
安娜亲身经历了《铁皮鼓》长达四年之久的创作过程。她经常想听，有时也必须听我讲述小说的临时结局，这些尚未最终确定的结局常常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我在写作时经常出神，并且不停地吸烟，以致室内烟雾缭绕，安娜也许很难确认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作为她的伴侣，我肯定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整日沉迷于我所虚构的人物世界中。我是一台操纵着许多电路的配电设备，我与若干相互穿插的意识层面紧密联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疯魔”。
我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活得也很实在。我精心地烹调五味，一有机会就去跳舞，因为我十分欣赏安娜的长腿与舞姿。一九五七年九月，就在我专心致志地写作《铁皮鼓》第二稿时，我们的孪生子弗朗茨和拉欧尔出生了。这不是一个创作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每月有三百马克的生活费，这笔钱是我随手挣来的。在四七社一年一度的聚会上，我售出了我的素描与石版画;通过向我约稿和采用我的稿件付给我稿酬，他生性乐善好施，间或来巴黎时就将钱带给我，在遥远的斯图加特，海森比特尔(注：赫·海森比特尔，德国“具体诗”诗人。)将我从未上演的剧作制作成广播剧播放;翌年，我已开始雕琢《铁皮鼓》的终稿，此时我获得四七社文学奖，赚到了一大把钞票，总额为五千马克，靠着这笔钱，我们买了一台电唱机，这台电唱机今天还能出声，它属于我们的女儿劳拉。
我从未参加中学毕业考试，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常常使我的父母感到忧伤，但是有时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我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那么我肯定会拥有一个职位，我会成为夜间节目编辑而将自己刚动笔的文稿锁在抽屉里。作为一位被埋没的作家，我肯定会对那些文思敏捷的作家满腔怨愤，这些作家在大自然中竟然能够洋洋洒洒，下笔千言，上天常常赋予他们灵感。
铁皮鼓一直贯穿整个故事，主人公奥斯卡从三岁就开始背着它。
铁皮鼓陪同奥斯卡见证了无数的历史瞬间。
铁皮鼓见证了奥斯卡三岁从十九级地窖摔下来的时刻。
从那一刻起，奥斯卡今后十几年的人生里没有再长高一厘米，维持在九十四厘米。
铁皮鼓随着奥斯卡一起经历了波兰邮局保卫战，德国入侵波兰、苏军炮轰但泽等等历史事件。
奥斯卡不停的敲鼓，他用鼓声敲出了她可怜妈妈的死亡故事，用鼓声敲出了他所经历的荒诞又魔幻的一生。
故事里，奥斯卡颠沛流离，他经历战争、去前线表演、做石匠、当艺术院校模特、在爵士乐队演奏，通过这些事情，奥斯卡充分参与了一系列历史事件。
于是，随着奥斯卡的转变，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一点点展现在眼前。
这本书有着深刻的政治隐喻，通过奥斯卡经历的荒诞表现出来。
要理解这本小说，一定要对相关的历史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我对这些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刻，于是并没有产生亲历过这些事件人们看本书时产生的共鸣。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继续读这本书，故事的脉络还是很清晰。
随着奥斯卡的视角，故事虚实结合，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奥斯卡唱碎玻璃的荒诞。
奥斯卡身边的人接连死去，他的生父布朗斯基参与波兰保卫战被处死，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马采拉特身为纳粹被反攻的苏军击毙。
他跟随“继母”玛利亚来到新城市，经历经济低迷时期、物资匮乏时期。
奥斯卡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一方面他是撒旦化身，用鼓声送走了人们的生命亵渎神灵；另一方面他是耶稣的化身，用鼓声展示了他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鼓一直伴随着他，敲响在每一个历史节点，故事的节奏就是鼓声的节奏。
通过读这本书，似乎也听到借由鼓声发出的历史的咆哮与低沉。
这是本多视角多层次展现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好书，可惜我也没有完全读懂，读完后只留下一声赞叹。
在王小波的书中不知一次提到了这本书，所以是仰慕已久。然而这本书的阅读时间也实在拖的太久了，都感觉有点对不起格拉斯。俗务在身加心多旁骛，无法好好的阅读这部精彩的小说实在是一大遗憾。这天阅毕，就算是对自己对格拉斯对王小波的一个交代了。
本书充满了太多的隐喻，如果深挖，会有不少乐趣的。
逃避成人世界奥斯卡是一种消极反抗的象征。能够随心所欲的到达停留在3岁小孩的效果，我猜想这是大多数成年人的梦想。然而小孩是盼望早早长大的，除了早熟的奥斯卡。
然而身体停留在3岁的状态，却不能使心灵也停留在3岁的状态，而成长的心灵使奥斯卡倍受欲望和邪恶的折磨的痛苦——最后有一天他要长大，虽然只是一点。
还好，有神奇的铁皮鼓，这件孩童的玩具无疑是童真的外化。拥有铁皮鼓的奥斯卡或者说奥斯卡拥有的铁皮鼓具有神奇的耶稣般的魔力，这种力量正是童真的力量，他(它)能让成年人舞蹈哭泣——回到远离的童年时代。
还有一件奇迹是奥斯卡孩童时的尖叫——随意雕刻玻璃的工具，这是无力的孩童的唯一武器，它有神奇的力量同时也不具备丝毫真正的威力。在现实的磨练中，这件武器渐渐的失效了。
有一幕场景让我很感动——在“洋葱地窖”中借着洋葱哭泣。
以上只是在那里写下来时的零碎感想，如果有时间要好好的将本书分析分析。
一九五二年春季与夏季，我搭车旅行，周游法兰西。我没有谋生的职业，只是在包装纸上画素描，并且不停地写作。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除创作了模仿宗师巨匠的颂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鲁斯》之外，还写有一首臃肿的长诗，长诗的主人公柱头修士就是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前身。
囿于时尚，我将长诗的主人公确定为一个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业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学，经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来之前他已厌倦了富裕，恶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无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个高柱，蹲在柱头上坐禅。他的母亲对他骂不绝口，用一根长木棍挑着饭盒将饭菜递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图引诱他回家，她甚至获得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少女合唱团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环绕着高柱，敌友皆麇集于此，最终构成了一个仰望高柱的团体。了无牵挂的柱头修士俯视下方，沉着地变换重力腿与虚立腿，找到了他观察世人的视角，并且满口隐喻。
这首失败的长诗被我束之高阁。从它仅存的断片中能够窥见：当时特拉克尔(注：乔·特拉克尔(1887—1914)，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作有诗集《塞巴斯蒂安在梦中》(1915)等。)、阿波利奈尔、林格尔纳茨(注：乔·林格尔纳茨(1883—1934)，德国作家，作有《体操诗》(1920)等。)、里尔克和蹩脚的加西亚·洛尔卡德文译本，对我的影响多么巨大。唯一搞笑的是诗中对一种超然的视角的寻求。高高在上的柱头修士的视角太静止了，而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男孩般的身高则恰到好处，这种侏儒视角既灵活多变，又可造成距离感。我们能够说矮子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柱头修士的对极。
同年夏末，当我离开法国经由瑞士前往杜塞尔多夫时，我与安娜初次相遇，并且透过直观废除了柱头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个普通的场合，我看见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着一个脖子上挂着铁皮鼓的三岁小男孩。男孩的神态引人瞩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之中。这个三岁顽童对他的乐器相当痴迷，甚至到达了忘我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午后边喝咖啡边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这次“发现”被遗忘了整整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往柏林，认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师，与安娜重逢，次年结婚，将误入歧途的妹妹从一86.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来，画素描，制作飞鸟雕塑、稻草人和用金丝编成的母鸡。我的第一部长篇散文习作《栅栏》采用卡夫卡的小说模式，并且借用了早期表现主义者丰富的隐喻，然而这部习作却失败了。随后我一挥而就，创作了第一部结构松散的即兴诗集。这些简洁明快的诗歌逐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风信鸡的优点》，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它采用平装本形式，包括诗歌与插图。
此后，我在主要从事雕塑家职业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些短剧，例如独幕剧《叔叔，叔叔》和《洪水》。当我应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联邦德国的文学团体，主要创作倾向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聚会时，我朗诵了这些短剧，取得了一点点成功。因为安娜是个舞蹈家，所以我也为她创作芭蕾舞剧脚本。我尝试着起草了几部芭蕾舞剧，舞剧的情节之后成了小说《铁皮鼓》的章节，例如小说的开篇“肥大的裙子”、关于船艏石像“尼俄柏”(注：尼俄柏，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她的十二个子女被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杀死，因此她整日哭泣，最终变成石像。)的故事和“末班有轨电车”，在小说中，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维特拉乘坐着这班电车穿越夜幕下的杜塞尔多夫。此外还有波兰骑兵进攻德国装甲车的场景。这些芭蕾舞剧草稿被我弃置一旁，均未发表，最后都化作了史诗般的小说《铁皮鼓》的章节。
我全副武装，携带着长期积累的素材、不明确的计划和确凿无疑的功名心，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安娜想理解更为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因此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了柏林，前往巴黎。虽然我们此时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的旅行却无忧无虑。在皮加勒广场附近，安娜拜诺拉夫人为师，诺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罗斯芭蕾舞教练。就在我为剧本《恶厨师》作文字润色的同时，我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屡经变更，从《鼓手奥斯卡》到《鼓手》直至《铁皮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