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曾经这样写到：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去找他的麻烦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距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在起哄式的贬损，这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他何罪之有呢？苏辙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当把苏东坡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又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
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从“乌台诗案”来看，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压在被告台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中国的独特国情千年以来难道就这样一直存在着？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问，又有多少人借着正义和爱国的幌子去指责、污蔑、谩骂、诅咒那些我们中国人本应该尊重并感激的可爱的人。千年过去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些丑陋的东西难道还没有去掉吗？
我想应该可以的……
乌台诗案后，他真正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就像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端急的溪流汇成了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