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现今中国人对于人生和社会现象的敢于正视，已经好很多了，并且这种勇气已经几近发展到无所畏惧“非礼必视”的地步了。现如今，人们对于什么文明的好人好事都已经不那么热心了，好像自己每天都在做些好事就不再感到新奇；而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争吵或者丑陋见不得光的事倒是别有雅兴的。总的来说，人们的敢于正视表现为漠视道德的东西，重视非道德的人和事。
农村的老百姓向来只愿安稳地过日子，不愿或不会谈论什么社会现象，他们所关注的不过是村里甚或邻村杂七杂八的事，但时代进步了，他们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虽“于己无关”，但也可以作为平常的谈资，并能引起一阵你看我我看他的议论。而城市的人倒是挺乐意针砭时弊的，不仅关注城市万象，也进而捎带着关心一下农村，特别是一些“知识人”更乐意表达自己对“三农”的关心，以表示自己的“人文关怀”。当人们都想看世界的时候，媒体就充当了大家的眼睛。
媒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知识分子”，扛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旗,揭露社会的黑暗，赞扬人性的善良。因此，很多人越来越关注媒体，越来越喜欢对媒体报道的事情予以针砭，一方面是因为媒体确实能帮人解决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热心于媒体报道可以将自己在“世风日下”中除去自己。因此，一件事情被报道之后，很多人就会议论纷纷，并且媒体也愿意让人们议论纷纷，不管观点是否正确，总能表现媒体的“以天下为己任”，并形成特有的“媒体的压力”。
在这方面来说，媒体的压力，表现为媒体对外界的压力，实质上就是群众对外界的压力，也就是舆论。在整个过程中，媒体充当的不过是传声筒；当在这个传声筒面前形成了你说我说大家说的局面后，必会有掌握“话语权”的人出来倾听民意解决问题。同时很多人也愿意在媒体面前说话，因为这样可以找到一定的主人感。媒体的存在，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问题的双方，有人欢喜的同时，也有人担忧，虽然这些担忧有不少“不得已”的成分。
然而媒体并不能替所有人说话，因为这个社会中总有一些“盲点”，有的是人看不见，有的是人不愿看，有的是人不敢看。所以当触及这些盲点的时候，媒体往往会采用“柔化”的方式，既不说不管，也不说一定管，既不说不能管，也不说管得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只有得到这种答复的当事人明白。其实，所有人都明白：一个人的问题好解决，两个人的问题也不难办，可是要解决一群人的问题就不大顺手了，这不仅是难办的问题，还有隐患的问题。这就是“媒体的压力”的另一方面，外界对媒体的压力，这里的外界也可能来自媒体内部的某个范围。一只眼里进了沙，当然要揉出来，可这需要慢慢来，急了会受伤，所以还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图个暂时的安稳。
当然媒体的内部有说真话的，但这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小范围，如果搬到社会上“广而告之”，就必会招致麻烦，那时恐怕连丢掉饭碗也只是小事了。所以，尽管有睁了眼看的，但一些良心还是不得不昧。
只要是媒体报道的，大都是可以看的，虽然有时会分不清真假；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媒体不报道，我们就不看了吗？媒体不报道，我们就看不见了吗？非也，我们完全能看见，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虽然有打着幌子说要解决的，但不少是骗人的。
那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字：等！
鲁迅的杂文总像是梵高的意象画，表面的杂乱无章下隐藏着他们都有的美感，梵高的意象画背后隐藏的是他内心中最深刻的悸动，而鲁迅杂文的背后则隐藏着他那把锋利的匕首。
鲁迅的视觉是‘毒刀’，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抓住那些闪动的瞬间，然后把刀插入那一个个的标本上。
这篇《论睁了眼看》同样让人深思，文章在行文之中似乎都是在抨击着文人的思想，但这又何尝不是在揭露国人的思想呢？中国的文人大抵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或许是国人始终改不了老祖宗的规矩，以或许是他们已经麻木了，不想再改变那些陋习了。记得曾经有一位外国的记者对周总理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周总理以巧妙的话语回敬了他，说道：“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周总理的智语很是巧妙，但是否要反思下别人为什么会说我们总喜欢低着头走路呢？我们自己并没有到了每次走路都在思考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想着怎样创造财富的思想境界吧？
我们如果不能把头抬起来，那么直视前方不就成了一个空谈了吗？社会的矛盾本来就应该要被揭露，一味地埋藏只能让病变的更加重，就如讳疾忌医一样。人存在着幻想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只能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幻境中，那么就等着幻境破灭后的沙尘暴吧。
惯性的力量实在很是可怕，周先生在上个世纪就想到的问题到今日也不见得好上了多少，可见人的本性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改变的。我们的眼睛不敢瞪视黑暗的世界，我们的眼眸无法凝视白色的恐惧。我们已经被太多东西麻痹了，我们不敢去面对社会的黑暗，当黑暗袭向我们的时候闭上眼睛似乎成了最好的选择，当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后我们或许还会显得很不适应，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或许我们的心中总是认为黑暗的行为是不好的，我们应该试图去改变那些恶习，但是我们的思维总是停留在了嘴上，笔上却从来不放在手上。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英雄小说大行其道的原因吧，人们总是喜欢幻想却不喜欢去做些实事。
中国人总喜欢编和骗，编也就算了，因为编有可能是为了让人明白些事，骗也就算了，因为骗有可能是善意的谎言。但是当编于骗交织在一起时就是大大的劣根性了，一个用编与骗构成的国度还有什么优势呢？在充满了谎言的社会了行走又会有什么启悟呢？
中国的社会似乎总是存在着无数的阿Q，他们总是自欺欺人，但又不愿承认自己比别人差，不愿承认自己的眼睛不能直视，他们在用自己的灵魂去蒙蔽自己的心，可到头来，他们的眼睛终究是会睁开的。因为他们总是要灭亡的'。
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1925年鲁迅先生提笔写下的《论睁了眼看》，至今读来，仍然是振聋发聩。
在这一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肆虐之际，95年前鲁迅先生在文中所提及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报喜不报忧的老毛病，不禁让人感叹，这样的文字真是一点也不过时。中国人的中国梦，在疫情这一面照妖镜之下，竟是显得如此的真实而严峻，假设鲁迅先生活在今天，怕也只是落得一个“被禁言”的下场，大家都习惯了得过且过，并且去排挤敢于说出真话的人，觉得他们“傻”，反而是疫情变得如此严峻的关键。
正如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所写的，“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瞒和骗，瞒着上面，骗着下面，打压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医务工作者，如李文亮医生等等，甚至予以一张“训诫书”，让专业的医疗界人士闭嘴，可惜人在压力之下会闭嘴，但是病毒不会闭嘴。这场肆虐全国的人祸，最终还是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以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长为代表的全国一大批“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的下马以及一大批脱颖而出的优秀干部，人民群众对于“说真话”、“知道真相”的渴望，是这一次疫情之中值得反思的关键。其实古人早就已经说过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我们听多了文人的赞歌，听多了所谓的“这盛世，如你所愿”，也该听一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毕竟“真理越辩越明”，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要允许一些所谓的“不实信息”的存在，不实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会被真实的信息打败，而所谓的“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就很容易出现信息传播的不通畅，从而导致没有人敢说真话，大家都在唱赞歌，这是很危险的。
鲁迅先生倡导国人要“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的肺腑之言。今天当然我们的物质水平和平均受教育程度相比当时都有了长足的提高，但是作为普通人，仍然应该正视现实，保持清醒，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所谓的“这盛世，如你所愿。”
中国梦不是唱赞歌唱出来的，每个人都应该立足自身岗位，发挥自身作用，既要“勇当先锋，争做表率”，也要“敢说话，说真话”，唯有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好。
鲁迅是我国“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不仅以其表现深刻、风格独特的小说创作和富有批判精神、锋芒犀利的杂文创作显示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还以其对现实主义的清醒认识和精辟见解，呼唤着、指引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这篇《论睁了眼看》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鲁迅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学担负着关系着国民的精神，无疑，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文学家必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引导国民精神，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必须正视并反映现实人生的境遇和问题。鲁迅认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家，首先必须敢于正视现实。不幸的是，中国的文人恰恰缺乏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而且向来如此。这种由瞒和骗的历史积习孳生出来的文学，便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使这两种积习更加巩固和蔓延。而且，这种“瞒和骗”的反现实主义的文化产品还会使国民＂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是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核心，按照此一精神的要求，理性地揭露、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和社会的黑暗，以求社会之变革和人心之改造，是鲁迅终生不渝的使命，鲁迅一生的言说和他的实践都是对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号召和吁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