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学家、散文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我眼里，他是个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后又拜孔安国、董仲舒名师为师，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时，他在父亲整理的皇室图书馆发现战国末期到汉朝开国的这段时间，刘邦跟项羽争雄的历史资料很不完整，就想以“眼见为实，考察求真”的想法去这些历史上关键性的地点考察采访，于是就漫游各地，汨罗祭屈原、寻访舜帝遗迹、走访韩信故里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他还是个正直、敢说真话、坚持真理的人。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任太史令，继承父业。司马迁编写《史记》，这件事被汉武帝知道了，便派人偷抄了一份，汉武帝一看，发现司马迁把父亲汉景帝和自己的好处坏处都写，不禁大怒。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就借他给李陵说情便把他打入监狱，并处以宫刑。
他还是个为了理想一直坚持的人。从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到被汉武帝把他打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在狱中还在坚持写。最后，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之后他发奋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历经19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在汉武帝时期，一位史官忍辱负重，历时19年，终于写成一本史书，这本书叫史记，这个人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位史官，他的祖先也是史官，而秦始皇把史书放火给烧了，对史实的民间传说也说法不一。司马谈就想写一部史书，司马迁帮父亲去各地访察，回来了一段时间，汉武帝派去南方安抚当地的一些国家，完成后回来，这是父亲病重，临终前父亲还念念不忘史书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司马迁用业余时间写史记，这件事被汉武帝知道了，便让人偷抄了一份，武帝一看，发现司马迁打自己的好处坏处都写，不禁大怒，就借他给李陵说情便把他打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司马迁忍辱负重，艰难的写着史记。历时19年终于完成，从此史书上便没有了对司马迁的记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是司马迁的生死观。他认为自己的死不过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就是这种信念，使他坦然地接受宫刑。也正是这种信念，使它能够忍辱负重写完《史记》。还是这种信念使他明白，从他父亲去世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不只属于自己了，他还属于父亲的遗愿，属于《史记》，虽然他在现实中遭受冷落，但司马迁在史书中有权利评价每一位帝王将相，他在史书中，自己就是统治者。
司马迁看不起碌碌无为的人，也看不起受宫刑的人。所以当他遭受宫刑，只为了一个愿望而苟活，那就是完成《史记》，在他自己眼里自己只不过是个刑余之人，可在我眼里，他是个大人物，因为他是个敢于指责皇帝的人，他是个大丈夫，因为他可以忍辱负重，他是个圣人，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史记》，
真正的大人物，并不是大权大贵之人，而是那些有作为、有事业、有理想，可以忍辱负重，可以看破生死名利的人，司马迁坎坷的一生，是大人物的写照。生活上的成功并不在于权贵，而是在于一颗有作为、有事业、理想，看淡名利的心。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写的《史记》。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项羽本纪中的《四面楚歌》。
项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英雄，战胜千万英雄豪杰，却因一次失败而自刎而死。难怪三国时期曹魏著名谋士郭嘉说他：“昔项籍七十馀战，未尝败北，一朝失势而身死国亡者，恃勇无谋故也!”我不禁为项羽这位霸王感到惋惜，同时，也为他自豪。惋惜的是他一意孤行，落得十面埋伏、四面楚歌、兵败身亡的下场;自豪的是项羽连死的时候都毫无畏惧，保持了一位霸王应有的'尊严和立场。
项羽也是愚蠢的。他食古不化，竭力施展个人的聪明，却不肯与时俱进，他认为霸王的功业还跟春秋时一样，要分封天下，要靠武力征伐诸侯、治理天下，结果在五年间丢了国家、自刎乌江。楚霸王失败后，仍不觉悟，竟然拿“是上天竟要灭亡我，不是我用兵的过错”来自我解脱，难道不愚蠢、不荒谬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西楚霸王项羽的远大志向和傲骨气节确实令人折服。但同时如唐代杜牧的诗所言：“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生活并不总会一帆风顺，像楚霸王一样，有破釜沉舟的胜利，也会有垓下之围的失败。但是正确面对失败，重整旗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站起来，才是人生应该有的态度。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创造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之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伟大的《史记》，可是他缘何受辱？受辱之后又是以何种心态生活？如何完成了历史巨著？
好好的太史令，却因为不愿阿谀奉承，随波逐流，祸起李陵，含冤入狱。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天汉二年，汉武帝为了让宠妃李夫人不懂军事的哥哥李广利建立战功，任命名将李陵屈就于李广利的军队后勤，李陵身为名将之后，其雄心壮志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啊，于是请缨带自己的五千步兵单独出征，汉武帝自然不高兴，一个骑兵也没有派给他，可要想打赢匈奴非得骑兵不可啊，谁知李陵越战越勇，匈奴都准备撤兵了，不料此时有人泄露军情，匈奴加派兵力至八万人，李陵被俘，含恨投降，计图留得青山，有朝一日将功赎罪。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私交，只是将事实陈述给汉武帝，希望汉武帝宽宥李陵，汉武帝却听信谗言，诛李陵九族，同时将司马迁治罪。
事实上，汉武帝早就知道了司马迁如实记录自己问神求仙等不妥行径，借着此次李陵事件，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司马迁关进监狱，秋后问斩，但是，有两种方法可以免于一死，一是缴纳50万钱，二是接受宫刑，也叫腐刑，就是施行于男人的下身，接受这种刑法的人，畏冷怕风，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施刑的牢房必须保暖，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无法筹措到50万钱，为了活命接受宫刑真不如一头撞死，当时社会人们的心中接受宫刑的人被看做是最下等的人，但是如果死，《太史公书》如何完成？这样的死去不就如鸿毛一样轻？就这样司马迁带着无尽的耻辱苟活于世，只为著书。
接受宫刑之后的司马迁不能继续担任太史令，只适合在内宫活动，因为才华横溢，升官做中书令，在皇帝身边工作，这在别人看来可是因祸得福啊，可司马迁早已心灰意冷，他没有眼泪，没有悲哀，不想见朋友，也不愿与任何人交往，办完公务，便关起门来全力以赴潜心《史记》。
《史记》完成后，司马迁也不知去向，一说他自杀身亡，二说被武帝处死，三说他寿终正寝，他的死随着《史记》的诞生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但无论如何，他的故事和他的《史记》永远的留下来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心中永不陨落的史学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