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读后感5000字
真正的秦到底是什么样的?是那个不施仁义、苛政待民二世而亡的秦?非然也。窃以为，大秦是中华文明的渊源。秦王政统一中国后十五年的时间，仅仅是大秦涛涛历史的冰山一角，从春秋时期秦襄公开始至公元前221年的时日，才是这个开疆扩土，纵横驰骋的伟大帝国灵魂所在。
秦人祖居西方，因为天子放牧获封西陲大夫。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天子将岐山以西之地封于秦国，自此秦始以诸侯之名出现在春秋历史上。即使获封诸侯，秦国也始终在夹缝中求生存——因为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所以秦的历史不是从建城立国开始的，而是从人民开化开始的，其始终被中原诸侯看做陇西蛮夷。然而在秦襄公和其子秦文公的雄才伟略之下，仅仅用了二十余年时间便完成了国家基业奠定。
春秋战国之势，风云动荡。穆公和以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这对双人组合使秦国迎来了辉煌。吞并西部戎族开疆辟土，牢牢地使秦坐稳了春秋霸主的位子。时也势也，历经厉共公、简公、躁公、出子几世败家子，秦又成为了山东六国口中的蛮夷之国，以国力羸弱数次与灭国之患堪堪擦肩而过。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瓦缶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法之势大起。君变、臣变、民变、法变，最终引得潮流大变。各国竞相探索治国之道，百家学说争鸣齐放。秦孝公嬴渠梁——这位大国崛起的开路人，用血泪的代价和一篇求贤令为秦国换来了另一个盛世。求贤令求来的这个人叫卫鞅，他给羸弱的秦国送来了一把名曰法治的利剑，即使在今天看来，两千三百年前商君所书的法令也有着超越时代的意义。当此之时，秦外有强魏之忧，内有民生之患。谁能想到，秦孝公与商君这对双人组合能如此的君臣一心、蛰伏忍让。他们全力腾整内务，革旧政，推新法，成新军，奖励耕战，重视工商。在短短二十余年里将秦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高潮。天下从“卑秦”转而“畏秦”，一举收复河西之地，“虎狼秦国”令天下震畏!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秦有锐士，谁与争锋!大国崛起的背后，一个是有经天纬地之能的士子，一个是有英明雄伟之志的君主，相互扶持，生死与共，后世罕见也!
英雄总会迟暮，上苍并未怜惜这位具有浩瀚壮志，意图金戈铁马定中原的英明国君，秦孝公的骤然身死，让被掩埋的新政危机陡然浮出水面，秦国将要往何处走?是继续更加深彻的变法，吞图天下，抑或是做守成之国，固守老秦本土?大秦的命运来到了十字叉口。
继任的这位君主，向历史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这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王——秦惠文王嬴驷。这位秦王即位之初，便以宗室多怨而族灭商君，虽则如此，却不灭其法。在老世族复辟暗潮涌动之时，赢驷与其伯父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铲除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意图恢复穆公祖制的复辟势力，自此秦国进行更加深彻的变法的阻力大大得以廓清，东出函谷关图谋天下已是水到渠成之势。当此大争之世，鬼谷子门下两位高徒出山，苏子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张仪执掌大秦，开府丞相总领国政。在风云变幻的战国，二人以天下为棋盘，以诸侯为棋子，纵横捭阖，不亦快哉!惠文王以公孙衍、樗里子、司马错为将，北扫义渠，南下商於，西平巴蜀，东出函谷，为昭襄王时期秦军大规模作战储备坚实的后备力量，秦国也因此大出于东方。两千多年前的民风相当开放，民众可自由畅言，魏国大梁安邑，齐国稷下学宫，赵国邯郸……士子们各抒己见，民众们肆意评判，各种学说风起云涌，形成了战国特有的一种自由言论之风，这与后世以儒家为显学之后拘谨的民风大相径庭。我们抛开列国之间的斗争称霸来看，这种相当洒脱自由的民风，实在是令人称叹!
倏忽数十年时光，时间来到了秦惠文王晚期，历史上对这位君王记载甚少，但多有史料提及其在晚年患有“癔病”，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位君王却是明白无误的死于壮年。死后按礼制传位嫡长子——秦悼武王赢荡。其实从谥号上我们对这位短命君主的生平便可略探知一二，孔武好战的赢荡堪堪即位三年，便于洛阳举鼎暴毙。胞弟赢稷在甘茂魏冉等人铺排之下，艰难即位。这位秦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王——秦昭襄王共在位五十六年，前四十一年是其母宣太后主政，亲政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虽则如此，丝毫不影响秦国在这对母子的执掌下连续崛起于三代君王。
宣太后主政，其政风之狠绝果断丝毫不输于历任秦王，子弱母壮，即使之后出现了所谓的“咸阳四贵”，秦国的大政方针却始终没有偏离过。上天仿佛对大秦是眷顾的，他为大秦送来了一位战神——武安君白起。贴切地来形容，与其说白起是神，倒不如说他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阿修罗。少时长于军旅，对战阵冲杀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如果说吴起孙膑等人是兵家巨擘，那么白起就是浑然天成的战神，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白起这般将军人这个职业做的如此的纯粹，他不懂政治，弱于外交，更不擅长于儒家法家纵横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身充满着秦人彪悍嗜血的基因，曾有学者考证，白起一生共消灭了战国将近一半的有生力量，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白起却是的的确确的、天下无敌的大秦统帅。
白起一生绕不开的一场战役——长平之战，那场坑杀四十万赵军的嗜血非凡的战争，这一战令他被后世诟病了上千年。简要说一下当时的状况。在惠文王晚期、昭襄王早期山东六国以齐国最为强盛。时也势也，一代英主齐惠王溘然长逝，其子齐闵王田地即位，暴戾乖张战国君王无出其右，孟尝君被迫出走，柱石大臣备受打压，可叹可笑的田地自称“东海神蛟”，自封东帝，大摇大摆地一举吞灭早已摇摇欲坠的宋国，打破了原有的诸侯争霸而无灭国之战的微妙的鼎立之势，引得天下诸侯怒目。恰逢燕国明君能臣，乐毅率六国义军伐齐，齐土尽入燕人之手，而我们的东海神蛟在仓惶逃亡的途中死于非命。虽则有田单据守孤城即墨，以火牛阵大破燕军，齐国复立，但国力破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当此之时的赵国，武灵王即位，在多年与北方匈奴开战的经验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强国之路。赵武灵王要易服饰、养胡马，鼓励国人胡服骑射!繁琐沉冗的汉服被窄袖紧腰的胡服取代，战马变成了善于长途奔袭的北地胡马，战士们随身携带的吃食变成了胡人的马奶子，在跌跌撞撞的改革和与胡人连绵不绝的实战中，赵国的战力大大崛起，齐国的衰弱促使赵国成为了山东抗秦的主要力量。
秦国要统一，就绕不开与赵国一战。长平之战种种因素下赵军大败，而秦军也是惨胜。如何处置这四十万的俘虏?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无法想出合适的答案，这个数字太过于庞大，无论是安置在关中腹地，还是巴蜀、九原等远离咸阳的郡县，这四十万的有生力量都将是秦国君主枕边一把锋利的匕首，于是白起选择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杀降。当然，如此重大的决策岂能是白起一人的选择，杀降只可能是秦国朝野上下一致默不作声的选择，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白起并无过错，也不应该成为这场杀戮的主要罪名承担者(事实上广为流传的说法中提到的杀降四十万是不太可靠的，至少我个人存疑)。长平一战使得山东基本上失去了与秦国抗衡的机会，至此，秦国统一华夏，可以说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昭襄王后期，暮政艰难，太子安国君羸弱多病，王室中也无可托付大任的皇子，一时间秦国陷入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场面。历史又总是巧妙的，商旅大才吕不韦在邯郸见到了在赵为质多年的王子嬴异人，并发出了“此子奇货可居也”的感慨，由此开启了商旅从政的先河。昭襄王故去，庄襄王即位不足一年随即崩逝，孝文王旋即在吕不韦的匡扶下成为新一任的秦王，大权交接，吕不韦成为了秦国权利的隐藏执掌者。虽为商旅，但其为政才能却也让人称赞，他敏锐地嗅到了秦国继续在酷法的道路上走下去，假以时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适时地提出了宽政缓刑。及至始皇帝即位，吕不韦与这位作为商君法制忠实拥护者的秦王发生了政见上的分歧，做《吕氏春秋》以阐明自己的政治意愿。不管吕不韦从政的初心为名亦或是为权，他都是不可多得的商政大才。
公元前231年，秦国正式拉开了为期十年的灭国大战的序幕，韩赵魏楚燕齐，诸侯的都城一个接一个的被秦军的铁蹄踏碎，你几乎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大纛旗所指之处，身披甲胄的秦军锐士们披坚执锐，以虎狼之势扑向鱼肉般的六国，十年喋血，秦军中不仅有王翦这样老而弥辣的悍将，更涌现出李信、王贲、辛胜、章甘这样谋勇兼备青年大将，他们一步步不骄不躁扎实逼近，使得六国战无可战退无可退，干净彻底地剥夺了其战事自主权。而六国只能窝在原地等着挨打等着崩溃等着死亡。
公元前221年，齐国的覆灭宣告长达十年的灭国大战的告终。大秦这一统一帝国的建立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分裂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国君臣抛弃了以儒家王道思想所提倡的诸侯分封制，大胆的实行郡县制，使得中央能够直接管理地方，权利被极大程度的集中在统治者的手里，一统中国之后，秦国君臣又掀起了一场文明雷电，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重视工商百业，私田得以买卖，筑长城却匈奴，修驰道利军事。(有人曾言，秦国崛起短短百余年的时间里修筑的民生工程，几乎约等于从汉至清千余年所有工程的总和，何能不为之震惊?)一个崭新的帝国赫然耸现，皇皇功业正等待着秦国君臣去建立。六国世族的复辟浪潮来势凶猛，始皇帝“焚百家之言，以愚天下黔首”“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这些都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秦始皇为暴君的根由来源，在这里不得不辩驳几句。焚书坑儒事件一举将秦王朝钉在了耻辱柱上，秦政曰苛政，秦王曰暴君，秦国曰暴秦，甚至不屑于做任何有关历史真相的调查。我们不否认，从整个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折杀。但史实是不应该超出时代来看待的。这是一件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政治事件，它对于当时六国复辟势力暗潮汹涌的秦国新政来说，意义是巨大的，但这种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学携带仇恨心理所著言论淹没了。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斗争，被统治地位的单向批评狭隘地认定为人类文明的一场暴行。殊不知，这是新文明摆脱旧势力所付出的必须代价。至少人们已经忘记，此次事件是秦王朝对于老世族复辟暗潮一场避无可避的反击。况且，现已有史学家考证，所谓的焚书坑儒事件“焚的是反动的书，坑的是术士”。
在最后一次大巡守的途中，始皇帝骤然身死于沙丘宫，仅留下“以兵属蒙恬，与会咸阳而葬”的残诏，一代雄主的骤然崩逝给帝国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真空，秦二世的即位不仅没能缓解始皇帝时期所残存的各种民生问题，反而使矛盾大大的激化，战时秦国奉行的严格的法治思想被历史证实在和平时期是行不通的，于是，文明框架就这么在陈胜吴广两个小人物的起义中轰轰然倒塌，“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民生哀艰的乱政之下，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揭开了农民反抗的大旗，中国农民第一次以暴力的方式表达生存的要求，第一次以破坏性力量推动了政权更迭的改朝换代，在本质上成为了华夏文明重构的隐蔽性力量。然而在本质上农民阶级缺乏大政阅历，也并不具备天赋的军事能力，其失败也是避无可避的。但秦末的这次农民起义，推起了复辟抗秦的汹汹浪潮，刘邦芒砀山举事，以项梁为代表的江东世族举事，彭越等流寇举事……由此，始皇帝一统中国之后盘整华夏的文明之势荡然无存。
随后天下大势如同汹涌的江水，一发不可收拾，陈胜吴广身死，楚怀王复立，项梁战死项羽刘邦“先入关者为王”，项羽火烧阿房宫，乌江自刎……这一切的一切，都与秦王朝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