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文xx，男，汉族，系第三人王xx辩护律师，通讯地址：xx市xx中路二段xx号xx大厦十五楼x座湖南xx律师事务所。
被告：xx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以下简称河西分局)，住所xx市河西区xx路x号。
法定代表人：赵xx 局长
被告：xx市河西区政府(以下简称河西政府)，住所xx市河西区x道x号。
法定代表人：苑xx 区长
第三人：王xx，女，汉族，现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被申请人xx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指定监视居住。
诉讼请求
1、判令撤销被告河西政府津西政行复决字【xxxx】第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2、判令确认被告河西分局《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违法，责令其纠正该违法行为，依法公开其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
事实和理由
被告河西分局在办理第三人王xx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原告作为第三人的辩护律师和另一位辩护律师李昱函曾多次要求会见，要求了解王xx案相关情况，同时对第三人所涉犯罪及被羁押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但被告河西分局均答复不能透露、不能会见。
xxxx年8月12日，xx塘沽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爆炸事件，原告因担心第三人王xx的安全，于xxxx年8月16日向被告河西分局邮寄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xxxx年9月7日，原告收到被告河西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该文对原告提出要求公开的信息通篇以不存在、不属于搪塞拒绝公开，但并没有说明不存在、不属于的理由和依据，且该回复明显违背常识，该局既然承认是第三人王xx的侦查办案机关，王xx的人身安全及相关信息则不可能不存在，除非该局不是王xx的侦查办案机关，但即使如此，该局也应该回复不掌握、不了解、不知情，而不应该是不存在。
xxxx年9月15日，原告不服被告河西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依法向被告河西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被告河西政府依法纠正被告河西分局的违法行为，并公开其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被告河西政府于xxxx年11月12日作出津西政行复决字【xxxx】第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第三人王xx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由，认为原告所要求公开的信息是被告河西分局履行刑事司法职能期间所制作、获取的信息，因而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并据此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于11月13日收到该决定文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可知：刑事司法行为必须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行为如果是属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授权的行为，则应当是行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界定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请示的答复意见》：一、在起诉受理阶段，受诉法院在公安机关被诉行为性质尚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并无不当;二、在一审期间，公安机关不举证或所举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施的行为系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法院不宜认定其是刑事司法行为;三、对于被告在一审期间不举证而在二审期间向法庭提供了证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最高法院的以上答复意见至少有以下几点是明确的：1、起诉受理阶段并不涉及对公安机关行为是否是刑事司法行为的实体判断;2、对于是否是刑事司法行为，并不是以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来界定的，而是应当有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即使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如果公安机关实施了没有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该行为也不是刑事司法行为，而可能是行政行为;3、对于是否属于刑事司法行为，侦查办案部门有举证证明的义务和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够转嫁到受害人身上，如果公安机关不及时履行证明义务，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原告认为，被告河西分局作为第三人王xx的侦查办案机关，必定掌握第三人王xx被羁押地点，及是否在大爆炸事件中受到影响，也必定知道王xx是否安全，及该局是否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和预警措施，但该局统统以不存在、不属于作答，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及第十条第(十)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应当重点公开之规定。严重侵犯了申请人作为第三人的辩护人的知情权，其实质是对申请人作为律师的辩护权的严重践踏，依法应予纠正。
另一方面，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属于被告河西分局在处置紧急事态中所制作和获取的信息，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因为，无论第三人王xx涉嫌何种犯罪，她都有权利在紧急状态下获得被告河西分局保护其人身安全的权利，而被告河西分局为保护王xx人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实质是河西分局在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原告要求被告河西分局公开其所采取的管理措施及相关信息完全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即使是被告河西政府在其复议决定书中也承认，被告河西分局具有刑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职能，被告河西分局完全有可能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采取一定的行政管理措施以保证这种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但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其所采取的这种行政管理措施便是刑事司法活动本身，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授权，被告河西分局在侦查阶段的刑事司法职能便是侦查权利，但原告要求公开的信息显然和被告河西分局的侦查职能无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二)项及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之规定，原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你院依法查明事实，公正裁判!
此致
xx市河西区法院
附以下证据：
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复印件
2、xx市公安局河西分局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复印件
3、《行政复议申请书》复印件
4、xx市河西区政府津西政行复决字【xxxx】第4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5、xx市公安局河西分局《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复印件两份
原告：文xx
xxxx年11月19日
原告：。。。。。性别： 男 出生年月： 。。。。。
住址：。。。。。。。。。。 邮编：。。。。。
被告：上海xx区人民政府，
地址：上海市xx河路xxx号邮编：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孙xx， 区长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被告xxxxx年9月21日作出的普府信息[xxxxx]4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2.请求判令被告依法公开“上海市xx区人民政府与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xxx年签订的《上海市xx区xx村地块改造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称《协议》)或相关的政府信息”;
3.判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xxxxx年9月11日，我们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称《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称《规定》)，向被告提出要求公开xx区人民政府和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xxx年签订的.《上海市xx区xx村地块改造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称《协议》)。
xxxxx年9月21日，被告作出的普府信息[xxxxx]44号答复书中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该政府信息。
从以下几点，我们认为被告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行其信息公开的职责。
一、商业机密的理由并不充分。
1.从网络、媒体，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该协议中所谓商业秘密的信息(限于篇幅，仅举一例)
……依据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上海市xx区人民政府签订的《上海市xx区xx村地块改造开发合作协议》，上海xx房地产有限公司需向上海市xx区人民政府支付xx区xx村421.7145亩地块动拆迁资金(包括居民、企事业单位等的动拆迁积极实施“三通一平”费用)，共计127，694.292万元。根据上述协议，动拆迁费用共分四期支付，第一期于xxxx年8月前支付35，000万元……
现在xx明珠城的开发已近尾声，相关信息原来真正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已陆续得到公布或已不再属于商业机密(如签定日期、土地批租时间等)。那么，剩下的部分还有多少“商业秘密”可言。我们不知道被告关于“商业秘密”的审查结果从何而得，又有多少事实依据!
2.我们曾经于xxxxx年5月，申请公开《协议》时，被告以“该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普府信息[xxxxx]4号)为由，拒绝公开。xxxxx年9月10日，我们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沪府复决字(xxxxx)第282号)作出予以撤销的决定后。我们再次向被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时，得到不予公开的理由变为商业秘密。可以看出，不予公开《协议》是其最终目的，至于是什么理由并不重要。
二、要求公开的理由
1.《协议》的合法性
《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同时有如下描述：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的政府信息，经征得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
我们从以下理由，可以看出不公开该《协议》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的重大的影响。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xxxx年5月23日。按时间推算《协议》签订的时间应该是在xxxx年6、7月间(而相关其他证据表明其实际接触时间可能要追溯至xxxx年甚至更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xxxx]第77号《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者管理规定》第五条(四)和第八条，该公司在签订《协议》时连取得《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都没有达到，却能取得有《一级资质证书》的开发商才可以承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协议》签订的时间、涉及的相关内容和签署过程是说明其合法性的依据。这部分内容当然不应该作为“商业秘密”，而需要进行公开。
2.《协议》涉及的范围
经查阅普城投(xxxx年)第15号，xx村(二期)约有1971户居民(如果追溯至xxxx年上半年，就会牵涉到xx村(一期)另外约有xxxx多户居民)。也就是说《协议》关系到的4~5万拆迁居民的切身利益。按照沪府发(xxxx)18号《批转市建委关于加快本市中心城区危棚简屋改造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存在鼓励居民有偿回搬和减免或缓交土地使用费的政策优惠的内容。
开发商在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的同时，拆迁居民也享受回搬的权利。这是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的。但在xx区建设委员会xxxx年批转的关于xx村居民安置方案中并没有“有偿回搬”的条款。而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各种场合、媒体宣传的是“xx明珠城”享受上海市“365工程”优惠政策。开发商无偿得到土地的使用权，我们拆迁居民却没有一户被允许得到回搬的安置。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关系在这里并没有得到体现。我们希望按照《条例》第九条(一)、第十一条(一)(三)、第十三条规定公开《协议》，至少要公开涉及相关沪府政策和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协议》的部分内容，以正视听。这部分当然也不能视作“商业秘密”。
三、作为权利人的一部分，原告有依法获取相关政府信息的知情权。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表述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保障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对于公民享有的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权利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了进一步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协议》关系到xx区xx村拆迁的性质和适用政策的准确性，关系到xx村4000余户拆迁居民(数万人)的切身利益。《协议》本身的相关内容也是解释该基地动拆迁疑问的事实依据之一。
作为被拆迁人，我们也是当事人和权利人，我们有权知道真相。即使不是拆迁当事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也是从法律层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涉及数万甚至更多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的事实面前，任何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理由(涉及国家机密除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在涉及数万甚至更多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侵犯的事实面前，任何对相关政府信息(涉及国家机密除外)拒绝公开的作法都是不负责任的。
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指政府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时刻保持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依法监督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任何得不到公众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贪污、腐败的根源。
通过xx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普府复决(xxxxx)第23号的复议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求公开的《协议》是“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受xx区政府旧城改造专项资金补贴”的政策依据。而自2002年至今，每年xx区财政局拨出的补贴金额，少则上千万元，多则四、五千万元。公众对如此巨额资金使用和投向的依据及其法律基础存在疑问，按照《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此相关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透明、不加隐蔽地公开，让人们群众知道政府依法行政的基础，以消除公众的疑虑。《条例》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
国家和政府机关认真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公开信息并不是目的，通过信息公开，增加公众的参与程度，增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力度，防止腐败滋生，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合法权益，才是信息公开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协议》不仅是被告和上海xx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且涉及到广大被拆迁居民的切身利益，更加关系到被告是否依法行政的法律基础。因此上海市xx区人民政府作出的《答复》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措辞是粗糙的，其在实际处理上也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并应该按照《条例》和《规定》的相关规定，依法公开《协议》;至少应该部分公开《协议》中不再是商业秘密的，与政策、法律法规、公民切身利益等相关的所有内容(包括《协议》签署时间、签署过程等等)。
依法获得准确、完整的答复是原告所应当享有的权利。针对原告提出的信息公开的申请，xx区人民政府有义务依法进行完整和正确的答复。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原告依照上述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xxxxx年9月21日作出的普府信息[xxxxx]4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判令被告依法对相关政府信息作出准确地公开。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此致
某某法院
原告：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