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首篇，关于它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对各家观点加以认真梳理，不难发现，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可证之处，然而从做诗歌到完成这一阶段来说，或许它并不复杂，只是后人在解读的过程中，在无意识之间掺杂了很多别的因素，导致了各种观点的存在。但实际上这就是一首反映爱情婚姻观念的诗篇，只是它的对象不是普通的男女，而是贵族阶层，是奴隶主贵族阶级所追求的理想婚姻，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可论证这是一首爱情诗，此外通过里面描写的对象和物象也可论证这是一篇描写贵族阶层追求爱情的诗篇。
一、从诗歌的表现手法上论证
《关雎》和现代情歌在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现代歌词在结构上讲求反复，语言上要求简练，用词上注重和韵，意境上追求含蓄，都是为了抒情的需要。再来看看《关雎》，全诗五章，每章四句，每句四字，就把一个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可谓惜墨如金。双声叠韵词"关关，窈窕，雎鸠，参差"等的运用，使诗歌节奏明快和谐，富于音乐感，读来琅琅上口，顺畅自如，非常符合诗歌便于抒情传唱的特点。反复吟咏的诗歌句式，使情感跌宕反复。此外，诗中意象"水"，"雎鸠"的创造，更使诗歌富有传情性。
全诗五章可分三层来理解，第一章为第一层，描写青年男子听到鸟呜，看到河州中采荇菜的美丽女子顿生爱慕之情。二，三章为第二层，写青年男子努力追求所爱的姑娘，但"求之不得"，于是陷人了痛苦的冥思苦想之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最后两章为第三层，诗歌并未延续上一章的沉重心情，而是笔锋一转，以欢快的调子来写这位男子幻想以弹琴鼓瑟的方式向姑娘倾吐爱慕之意，以敲锣打鼓的方式迎娶新娘的场面。这样写既能衬托出女子的美丽娴淑，又能表现出男子有情有礼的君子风度，全诗充满顿挫醇和之美，可见《关雎》乃为一首爱情诗，它表达了一位贵族青年爱慕并追求一位美丽贤淑女子的过程。
二、从君子和淑女的称谓论证
《关雎》对于它所歌咏的对象“淑女” ，“君子”。这个淑女，君子是指怎样身份的人呢?“君子”一词常见于《尚书》，是对贵族的通称。如“君子所，居无逸”，“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在《说文解字》“ 君”的词条是“君，尊也。从尹口。”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中进一步解释，“ 君，治也”。有用口来“ 发号” 之意。在王筠的《说文句读》中认为“发号故从口”，都是在指“君”有发号施令的权利，也证明了“君”高人一等的显赫地位。可见，君的本义应是指有较高地位之人。《说文解字》中“窈，深远也”，“ 窕，深肆极也”。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认为毛诗“窈窕，幽闲也”，是“ 以幽释窈，以闲释窕”，“ 远”“ 幽” 都是认为“ 窈”为“ 深”的含义，即深沉而不显露。孔颖达在注“ 窈窕”时，也认为是“淑女所居之处。”综于此，《关雎》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可以大抵认定为贵族阶层的代表，故《关雎》也应是一首反映贵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恋歌。
此外，在写”君子”追求”淑女”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男子“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情态。这样的情态既真切地表现出男子对女子的深厚真挚的爱意，又不显得激烈和冲动。没有狂热誓言，没有火山爆发般的热烈，却有溪水潺潺般的温柔，显得平和而有分寸，体现出一种自我克制、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即《毛诗序》 所谓 “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诗经时代正处于礼乐文化的建立兴盛期，礼在当时处于统治地位。当《关雎》中的君子求淑女而不得后，在“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后，“君子”能够以礼节情，这样的情欲最后诉诸于钟鼓和琴瑟，而没有逾越礼仪之外，而能达到这种要求的也只有有德有道的君子和坚贞的淑女相配。
三、从钟鼓和琴瑟的礼制论证
《关雎》歌咏淑女以配君子，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这琴瑟和钟鼓，用以优待淑女，就牵涉到古时奏弹这乐器的一个礼制问题。琴瑟，钟鼓弹奏不易，欣赏亦难，因为据史料的记载“礼不下庶人”，琴瑟和钟鼓都并非是一般民间所用的乐器。鉴于此，也可以认为《关雎》是一首贵族婚礼歌。并且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和阶级的影响，琴瑟和钟鼓通常而言出现在的场合都是士大夫，诸侯，天子的家里，并且这还象征着一种荣耀，并且会十分珍惜，有的还会在器上镌铭，以记其事，子孙都将其视为宝。
钟鼓，琴瑟与礼制相关。何楷说过“琴瑟，常御之乐也故。《鹿鸣》燕群臣则曰：鼓瑟鼓琴，钟鼓，至大之乐也。故《彤弓》飨诸侯则曰：“钟鼓既设，盖燕礼小而飨礼大，所用之乐亦从以异也。”就是说这乐器用于燕礼、飨礼之时，为庙堂之乐。从这样寓有一定的政治性的生活内涵中，可以理解这“君子 ”及 “淑女 ”身份是不寻常了。这“君子”的政治地位可以说是一位显赫的奴隶主贵族吧，这样看来，那么君子和淑女就不会是当时普通的农村青年男女，而是指贵族男女之间的爱情。
拓展创作背景
周代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昭、穆以后，国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的《诗经》，就整体而言，正是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周南指周以南之地，是周公旦的封地，即今河南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一带。《周南》大多数诗是西周末年、东周初年的作品。其中第一篇《关雎》是有关爱情的诗篇，是男子追求女子的情诗。
赏析
《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周南·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周南·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