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诗经》中战争诗的主要特征
所谓战争诗是指以战争为题材，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战争诗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共同现象，很多古代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战争诗。中国《诗经》中的战争诗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独具特色，这些战争诗以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与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密切联系，表现为三大特征：以民族战争为题材;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一、以民族战争为题材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观点，战争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民族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通观《诗经》三百篇，我们发现《诗经》中战争诗所描写的主要是关于第一类战争即民族之间的战争。所有周代的重要对外战争在《诗经》中几乎都有表现，而另两类战争却没有直接的反映，也没有形成一篇反映这两类战争的战争诗。
《诗经》中关于民族之间战争的诗歌主要反映周天子和诸侯的对外战争。周王朝自从经过厉王的放逐，王室的统治力量大为削弱;而各地的诸侯随着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倾向于各自为政的局势，于是便引起了围绕在中原四周的各部族都向华夏族进攻，造成了长期而剧烈的种族斗争。所谓各部族主要的是指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西戎是居住在西北的一个部族，它原为周族的西北近邻。北狄是居住在今山西北部的一个部族，它又称玁狁，也就是殷代的鬼方或土方、混夷，战国以后的胡或匈奴。武王革命时，西戎和玁狁随同内徙，武王克商后，他们便成为周族的敌人。周公和成王虽曾用兵把西戎赶回西北，把玁狁赶回晋北一带，但一直没有征服它们。南蛮居住在江汉流域，其中最大的是荆楚。西周时期，荆楚子孙不断扩大土地，造成独霸南方的形势。昭王、穆王都曾加以征伐，均无大的战果。东夷原是殷代贵族残余，由于反对土地的封建收夺，后来转徙盘踞在徐、淮一带，继续反抗周朝的新秩序，仍保持着与周族对抗的局面。
周宣王时，他们乘着中原正当大灾旱和共和政变之际，纷纷向华夏进攻，其间以玁狁的声势来得最为浩大。于是在公元前827、826年，宣王便展开了四面八方的战争，使尹吉甫伐玁狁，使秦仲伐西戎，使方叔征荆蛮，使召虎平淮夷，自己亲征徐戎。各方面的战斗皆很剧烈，终于驱走了西戎和玁狁，赢得了“蛮荆来威”和“徐方来庭”。经过这些战役，周民族一方面巩固了西北的国防，一方面扩充了江汉徐淮的疆域，因此，宣王又赢得了中兴周室的称号。
上述战争都反映在诗篇里。如《大雅》里就有：
《江汉》：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常武》：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渍，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小雅》中有：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出车》：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六月》：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采芑》：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这几首诗把天子的威德、武臣的战功，渲染得有声有色、冠冕堂皇。
周王朝诸侯对外民族的战争在《诗经》中也有所反映。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国针对西部入侵，出兵征伐西戎。这些战争反映在《秦风》中。比如《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弁。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駉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
侥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滕。
此诗是一首妇人思念征夫的诗，着力描写了妻子看到的秦师出征时壮观的兵阵阵容和她对征夫在外情景的联想，用华丽的词藻表达了她对征夫的浓烈思念。
再比如《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此诗描写秦军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战争热忱，着办渲染的是朴素真挚的战斗情谊和勇武豪迈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诗经》中战争诗仅描写民族之间的战争?其原因可能是这些战争诗的原创者(多为史官)和《诗经》的编订者对于诸侯之间的内部战争怀有偏见——认为这类战争对于周天子不体面而不写和不选的结果。后来广泛流行的“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可为佐证。
二、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
没有战争血腥场面的描写，而着重于英雄人物的意气风貌以及声威表现，是《诗经》战争诗的又一个突出的美学特征。一般说来，战争诗以描写战争特别是双方交战的战斗场面为重点。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用浓墨重彩加以具体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始终把以赫克托耳为主帅的忒洛亚人与以阿伽门为主帅的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其战斗场面声势浩大，惊天动地，为这部作品主赢得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深刻反映了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的残酷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声旷日持久的厮杀风暴，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精心描绘。此外，日耳曼人《希尔德布兰特之歌》、法国《罗兰之歌》和德国《尼伯龙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们对于双方战斗场面绝不回避，而是作为作品的重点加以精雕细刻。我国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反映以岭国王子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与邪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写了很多战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岭大战，时间长达九年，出场人物众多。描写这场战争竟用了几十万字的篇幅，可以想见它对于战斗场面的描绘是多么具体详尽，其中又包含了多么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根本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而多用笔墨去进行军威声势和气势的渲染，叙写中心和重点完全在其它方面。它写敌人的失败和自己的胜利，但却从不突出残酷的厮杀和呻吟，只有周王朝的军马腾骧，却见不到敌人的干戈;只有凯旋和欢庆，却没有死亡和流血。比如那首著名的《采薇》，这首诗写一位远征战士罢战归来，在回乡途中，他抚今追昔，回想自己在军中的情况与心情。诗的前五章都是回忆，首章写岁暮不能归家的缘故;次章写征战中无法给家人音信;第三章写征战劳苦，恐无生还。以上三章着重写怀乡思家，情调较低沉。第四、五章侧重表现紧张的战斗、军队的声威以及取得的战绩。最后一章写归途中的复杂心情，感时伤事，情景交融，历来誉为写景抒情的名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不具体描写战斗场面、多叙士卒“勤苦悲伤之情”的《采薇》自不必说，即使是专用以弘扬宜王武功的《六月》、《采芑》、《江汉》和《常武》也是如此。
《采芑》叙写宣王命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共四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呈此菑亩。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爽，簟茀鱼服，钩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鴥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
此诗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朱熹《诗集传》谓“方叔盖尝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其他几首，《六月》赞周宣王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定淮夷，班师回朝后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瓒、秬鬯等;《常武》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战役，突出了军队阵容之整齐、气势之盛大以及宣王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轻易战胜敌人，而不作或很少作具体战斗叙写。战争诗不直接描写具体战斗场面，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是罕见的。
三、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诗经》中的战争诗呈现出以上两个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胜残去杀”即消除暴刑、没有死刑。《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熹注：“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旂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屈，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
对《诗经》战争诗所写战争的性质，历来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宣王时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周朝兴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王安石论《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将董大众，荆人自服，不待战而屈也。”但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述战争性质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集传·小戎》中说：“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指西戎)……盖以义兴师，而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认为“以义兴师”会得到国人的积极拥护。朱熹论《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复其辟，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对于《无衣》，他虽不无微词，但对秦人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精神还是肯定的，他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定都立国之计”出发，肯定秦人是为正义而战。
又姚际恒《诗经通论》论《采芑》云：“一、二章言军容之盛;三章言节制之严;四章归功于大将，而谓其北伐之声灵可以不战而来服也。”
赵良澍《读诗经》论《常武》云：“身归日来，心归日同，以徐戎之叛服无常，非有惠南国，省三农之盛德，何以怀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诗顾以《常武》名篇者，岂谓对致治以文，拨乱改以武欤?亦欲其战胜于庙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杀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出车》云：“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旂之盛，旟斾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议回军，复事西戎，故以得胜王师加诸一隅亡虏，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见南仲恩威并著，谋国远略有非他将所能及者。”
以上诸家都指出《诗经》中的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
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点的上述深刻认识：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尚书·大禹谟》：“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武成》：“武王·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孔融《圣人优劣论》：“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人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称为首。《易》所谓圣人久于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后世而后仁者也。”
这些记载所记事实虽不相同，但都贯串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修明文教，崇尚德义为治国之本，恭行此道则不劳征伐而万民归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所以司马迁对于先“振德”抚民而后诉诸武力消灭蚩尤的轩辕氏仍给以高度的赞扬。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敌人不战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有请服”那样，则更为上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黄帝、尧、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诗经》战争诗与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历史传说，尽管有诗与文之别，但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都以我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崇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