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高考助手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2、吉鸿昌。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3、钱基博。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