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口号分析及评价
篇一：义和团口号
神助拳 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自信天 不信神 忘祖仙 男无伦 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 仔细观 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 地焦旱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 仙发怒
非是邪 非白莲
升黄表 敬香烟
仙出洞 神下山
兵法艺 都学全
拆铁道 拔线杆
大法国 心胆寒
洋鬼子 尽除完
一同下山把道传 念咒语 法真言 请下各洞诸神仙 附着人体把拳传 要平鬼子不费难 紧急毁坏大轮船 英美德俄尽消然 大清一统靖江山
篇二：简析义和团运动口号评价的有效性
简析“扶清灭洋”口号评价的有效性
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评价，应突出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取向，以学生为主体，在讲授义和团运动时，对于“扶清灭洋” 口号的评价，其中说它盲目排外，我认为在讲解时，有必要让学生全面的去分析问题，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认识。
为此，我进行了如下设计，首先让学生分析“扶清灭洋” 口号提出的历史背景，然后让学生进而分析“扶清灭洋”的目的和结果，最后让学生分析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通过师生探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在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了转变之后，且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下提出的，也就是清政府从以前的镇压剿灭到现在的安抚利用之后出现的，这样义和团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就不能再单独理解为盲目排外了，“灭洋”，应该成为当时每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心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去考虑它的盲目排外应该说有点不妥，非要这么说，我感觉也只是个程度的问题，客观方面的问题，而它带给学生的信息将是什么不良影响呢？从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来看，无疑展示了它的巨大功绩，粉碎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得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当时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更符合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需要，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决心。这样，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解决问题，学生对“盲目排外”的价值去向也就有了更清晰地认识。
在选修一第14课《日本近代化的起航——明治维新》一文中，94页下半部分小字内容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改革派暗杀幕府官员，???。在反对外国侵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盲目偏激的排外活动。???从港口走不到家就会被杀掉。这里，日本同样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改革派的举动仍然符合当时日本国家的利益，是亡国，还是要振奋国民精神，英勇抵御外辱，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我想，日本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发展到今天，也应该值得我们思考，那么“盲目偏激的排外活动”又该作何理解呢？学生从中应该感悟到什么？
是的，学习先进无可厚非，但想想日本，一方面从事暗杀活动（只要你买侵略者的东西），一方面在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向西方学习，看看中国，清政府时期的五大臣出洋考察，结论该作何思考？
我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但在外敌寻衅滋事的情况下，众志成城，旗帜鲜明，给予坚决反击，无论是“扶清灭洋”的口号，还是日本改革派的暗杀活动，其盲目性应该淡化了吧？
篇三：义和团真相：口号扶清灭洋实际烧杀掳掠
义和团真相：口号扶清灭洋实际烧杀掳掠
“扶清灭洋”的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怜、可叹。
对于义和团运动，在现代很多人除了在中学课本上了解过一些，其他的想必都知之甚少。历史课本上的几句简单的评语，几乎能倒背如流，却看不到多少历史真面目，对其评价也仅是一知半解，不能做到历史的客观公正。现在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一下一百多年前那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年代。
当年义和团运动中发生的“教案”，并非单纯的利益冲突，也并非单纯的政治争斗，而是中西思想冲突，中学和西学的争斗。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比如通过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现在看来极其荒谬的“洋鬼子罪行”，如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有：(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庚子记事》中有：
(北京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
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的类似控诉洋教的文字还有很多，尽管亲身接触，切身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相信这些揭帖，但当义和团开坛做法，作为普通百姓，人们还是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指北京周边地区)，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主要针对外国人开展行动，如攻打教堂，反洋教等。
1898年10月下旬，外国教会强行拆毁了玉皇庙，于是，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聚众祭旗起义，攻打当地红桃园等教堂，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随后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宛如滚雪球般从山东发展到直隶，波及半个中国，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
义和团在山东巡抚毓贤的纵容下攻击教会，残杀教徒和传教士，惹的外国公使向清廷兴师问罪。清廷只好罢了毓贤的官，将其召回京城，然后派袁世凯去当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了山东后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镇压，致使当地拳民纷纷逃往直隶京津一带。而这时的山东原巡抚毓贤到了京城，开始向王公大臣们大肆吹嘘义和团的“壮举”，将其一步步神话，说他们个个刀枪不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众多守旧分子向慈禧推荐义和团一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慈禧派军机大臣赵舒翘等前往涿州、良乡宣抚义和团。该月二十日深夜，有人送了一份洋人的照会给荣禄，要求慈禧立刻归政于光绪。二十三日，清廷召开会议，决定宣战。后来慈禧才发现原来那份照会是假的，是端郡王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所使的激将法，但为时已晚。
次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大街被戕，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及西什库教堂。二十五日，清廷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
六月起，义和团大规模进京，尽显强盗本性，进行烧杀抢掠。不仅杀害传教士，连信了教的中国人也全都杀害。七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三天后陈泽霖又带2500名新军加入；到二十日，义和团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人，杀死了所有做最后抵抗的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
当时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加上被陈泽霖带回北京的、被义和团卖为奴隶的、夜间逃出的，只有500人幸存。
义和团称传教士为“毛子”，教民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人被依次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等，凡为“毛子”全部在杀害之列。因为其仇视一切带有“洋”字，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所以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残害，并扬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
因为义和团手上有所谓的“圣旨”，属于“奉旨造反”，所以其威势无人能匹，破坏程度，令人咋舌。
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约20000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彻底破灭了。可笑的是，八国联军已经打来了，义和团却还仍然热衷于烧教堂、杀教民的运动，甚至于为了报私仇，天津的.义和团还从背后攻击正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清军聂士诚部。最终，这场运动以签订《辛丑条约》告终。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对义和团的评价，后人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也不能单纯地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去说其是“土匪”，或者说“爱国人士”，评价他们需要充分认识其两面性。
首先，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场农民反帝爱国运动。这是根本不变的性质，他们有其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爱国的性质是后人无可否认的。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大量商品的倾销，打碎了中国的“手织机”，摧毁了中国的“手纺车”，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所固有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农民因此丧失了土地，无家可归，手工业者因此陷于破产的境遇。特别是沿海、沿江地区的社会和它原来古代传统的全部过去历史断绝联系。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所以，这场运动一开始矛头就集中指向外国侵略者，指向洋人，提出“扶清灭洋”的主要政治口号。当然，这一口号
缺乏科学性，但同时也反映出华夏民族和西方列强已经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而这种矛盾的尖锐性正好被慈禧之类权力熏心的人士所利用。
其次，义和团在仇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中，笼统排外，甚至仇视一切带有“洋”字，与“洋人”有关的东西，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还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当时中国政府闭关锁国，西方列强刚刚入侵中国，中西思想正在碰撞时期，中国的农民还不能够正确认识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的本质，不能认清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现代思想)和侵略者的区别，准确地说他们的盲目是社会的局限所致。而他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是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西方侵略者，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用思想侵略中国的传教士。大部分深入中国大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的传教士，都在干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这些人成为直接压迫农民们，侵害农民利益的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他们才进行了几乎是变态式的反帝、反洋运动。这种运动虽则有一定的狭隘、落后、盲目性，但反抗侵略是具有正义性的，绝不是帝国主义所宣称的“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明”。
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这样说道：“是的，中国人确实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被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赞颂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权的人，那些伪善地以传播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吗？”
列宁的话正是对谎言的彻底反击。慈禧起用这群长期被封建思想控制的人，注定了他们的在运动中的一切错误行为。
第三，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其中“扶清”这里并不能说就是指扶保清政府，而是指扶保中国。一方面这是一场以统治阶级支持的反帝运动，另一方面当时的农民阶级，各种政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十分淡薄。由于各种封建因素的制约，使他们很难将“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区分得很清楚，如义和团告示中有这样的文字：“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可见，义和团明显地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当然，义和团的揭帖中也有这样的话，“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这也就是说义和团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考虑
的还是先反帝，然后再反封建。“扶清”只是打的一张政治牌，为了争取当时统治阶级的支持，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样做却是在给自己挖坟墓。
“扶清灭洋”口号模糊了义和团对清朝统治者的认识，从而让群众增添了对清王朝的幻想，麻痹和消弭了群众的反清革命意识，丧失了对清政府的警惕性，也使得清王朝利用义和团，压制、歪曲运动的健全发展，将义和团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最后义和团在运动中大受破坏，在为统治阶级当炮灰的同时，还受尽残杀，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可悲、可叹、可怜。
后来诸多名人对义和团都有很多评价，如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
“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虽然这些人都是后来“五四运动”之后的精英，但他们同样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西学的熏陶下成长，却未曾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义和团的“起事”。在笔者看来，公正、真实地对义和团的评价应该具备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义和团行为固然是对西方文明向西方以外传播的非理性的反作用，他们是在堂吉诃德般地维护腐朽的旧制度、旧文化，但他们的行为还是具有爱国主义因素，哪怕这种因素非常有限；
第二，义和团行为实质上是那些保守的清朝当政官员制造的灾难。他们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晚清权力政客所利用，而他们本身没有文化，对西学几乎一无所知，致使成为被人运作的工具；
第三，要正确理解、评价义和团运动必须按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国家背景为准，不能单纯地拿现在的眼光武断。当时的中西思想碰撞是难以避免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必然会激起民众的反抗，只有义和团走在了前面，而他的阶级局限性是他彻底失败了。
总之，义和团运动没有能挽救中国，这是其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的结果，他的暴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应该用任何手法去掩饰，因为那毕竟是历史，但是其本身的爱国主义也同样不能被抹杀，重新审视中华大地上那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无疑对中国的崛起是有很大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