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在华盛顿的一所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有一天，一位负责教九岁儿童班的老师来找我，说她班上有个学生功课完成得比其他所有孩子都快，他想再找个活干，能否在图书馆里干点什么。我说：“让他来吧。”一会儿，一个身材瘦小、沙色头发的男孩走进来了。他问道：“你们有活儿让我干吗?”
我给他讲解有关杜威十进位制的图书分类上架法，他听后立刻心领神会。后来我又给他看一大摞过期借阅书卡，书卡上的书我起先认为已经还了，但是实际上由于书卡有误，这些书找不着了。他问我：“这是件侦探式的工作吗?”我回答说：“是。”话音刚落，他就像一名所向披靡的侦探干起来了。老师进来告诉他该休息的时候，他已经找出三本书卡有误的书。他不肯休息，坚持要把活先干完。老师说馆内空气不好，应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这才停下手头的工作。次日早晨，他来得很早。他说要干完找书的工作。下班时，他又说要当一名正式的图书馆管理员，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因为他干起活来孜孜不倦。
几周以后，我发现办公桌上有张留言条，邀请我到这个男孩家里吃晚饭。我应邀去了并且过得很愉快。临走时，他母亲说，他们全家要搬到毗邻的社区去住，孩子也得转学。但是孩子首先挂念的就是他不能再在原学校的图书馆里工作了，谁来找那些丢失的图书呢?
孩子要走了，我与他依依惜别。起先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可是他的那份工作热情使我觉得他非同寻常。
我很想念他。可是这种思念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几天之后，没想到他又回来了。他告诉我，新去的那所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不让学生在图书馆帮忙干活儿。他高兴地说：“妈妈又让我回原校念书了，爸爸上班路上叫我搭段车，要是他有事，我就走着来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