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关于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
我的演讲，要从今年7月20日播出的一条新闻说起。
“稍早之前，我们的《新闻报道》和《七分之一》栏目报道了本台记者潜伏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卧底调查。发现工厂随意使用过期原料，将产品次品重新混入生产原料当中等问题。福喜公司是美国欧喜集团在上海的分公司，位于嘉定马陆工业园区。主要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全家超市等知名连锁企业提供成品或者是半成品。”
相信很多人对这篇报道还记忆犹新。又是食品安全!还是发生在现代化“中央厨房”式的大型食品企业。这无疑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在追问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这次报道的英雄?平心而论，我的这些同事堪称英雄。
对大型食品工厂的拍摄难度非常之大。在所有外围调查都没法拿到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卧底调查，可以说，这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他们每天在生产线上工作近10个小时，搬运货物上千件，重量近10吨。一位同事曾连续工作20天，手部肌腱都断裂了。在福喜，对员工活动区域的管理非常严格，同事只能利用休息和午饭的半小时，在厂区走动进行调查工作。一天下来，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有时连水都喝不上。同时，这样的调查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界公认的隐蔽式采访规范，比如不做钓鱼式、诱导式的采访，只是忠实记录看到的事情，以确保新闻真实性。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像一个“人体探头”。这样下来，每天疲惫不堪。有一次，工友叫同事晚上吃饭。同事竟然神情恍惚地回了句，“不用了，我还得回去剪片子。”事后想一想，真后怕。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精神。两个半月时间，他们在工厂附近租房子住，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能告诉家人、朋友自己在做着什么。一位同事的爱人做手术，他去看了一下，就回到工厂。他怕家人多问，也怕因为旷工被除名，让调查前功尽弃。
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出于安全考虑，今天只能由我来讲这段故事。也许他们永远无法走到台前，但这个舞台应该有幕后英雄的一席之地。因为在他们心中始终牢记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同事调查完成，我接过了接力棒。那天的直播中，专家连说三次“无语”来表达愤怒。但我想，媒体不能只传递情绪，舆论监督要揭盖子，更要促进问题的解决，富有建设性。在节目中，我向专家和记者抛出20多个问题。一个大型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如何杜绝类似问题发生?面对新情况相关部门该如何加强监管?各档节目也持续关注，记者深入追踪。我们希望通过追问促进制度的完善，推动食品安全的篱笆扎得更紧，让公众树立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报道播出后，引起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美国欧喜集团也声明道歉。
如何根据举报线索，通过深入和独立的调查去了解真相，责任落在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肩上。
这不仅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永远的追求。那天我在节目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常说快餐是垃圾食品，但是没想到我们吃的真的是垃圾。希望相关的企业和部门尽快给公众一个答案，也希望这个黑洞能够尽早堵住。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这段话并没什么精彩之处，但它代表了公众的声音。面对人民的需求，媒体可能无法给出最后的答案，但发现问题，探寻真相，寻找解决的办法，是新闻工作者矢志不变的责任与坚守。尤其当遇到事关公共利益的重要问题，更是要知难而上。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真正的英雄?一句话，人民和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啊。��现在是2014年的年末，我不知道，现在黄先生的吻，落在哪里;但我知道，半个世纪的风，无论隔着怎样一湾海峡，扬起的都是同一把泥土。
篇二：关于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
xx年夏天，我独自一人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福建一份都市报，在那里开始了我的新闻旅程。
几年里，我时常在想：我们为谁怎样写作?有前辈告诉我，做新闻就是做事，做事的根本是做人。
是的，事实上，我们一生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我们要怎样去做事?
我们会很容易给出一个答案：做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可是实践我们的答案，可能需要耗费一生的时光。 是什么让我们永远抓不住正确的答案?我想，答案是：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内心的冲突———我们为谁写作?
做记者，有人追求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有的人只追求一份体面的职业。分歧在于内心。
几年来，我一直为“新闻”两个字激动和骄傲。我热爱我从事的这个职业。在这个行当中，我曾经被朋友和同事们寄望去“开创大场面”，也曾因为能力的欠缺而自怨自艾。但是，有多少人能如同我们这般幸运，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成为“当下”的记录者，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我们是记者。显然，我们不是作家、不是教师、不是评论家、更不是什么无冕之王…… 记者要做的事情，不是创作，不是教导读者，不是对事物发表看法，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代替背后成千上万的读者，替他们选择的对象发问或是探查一件读者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用旁观者的身份、平静的心态，客观真实地写出一份报道，回答读者的困惑…… 做记者，几乎每天要研究选题，写作稿件，然后是每周，每年。
要做一个好记者，我的强烈感觉是，一定要有长跑的毅力和心理准备。
我们很多青年记者，包括我总是在询问：怎样成为一名好记者?怎样写出一篇好新闻?
我想，这一方面能证明我们对于新闻事业的激动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面临最紧迫和焦虑的问题。
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诀窍”，有人推荐我们阅读一些范文，更多时候，我被告知：去做，去写，去思考。然后告诉自己：我这一篇比上一篇写得好。做新闻就像谈恋爱，唯有实践才能抵达幸福。
我还听到一个关于阅读的“诀窍”，那就是读杰作，读伟大的故事。好新闻就是一个好故事。好记者就是一个杰出的讲故事的人。新闻与小说一样，都是故事，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新闻是真实的，小说是虚构的。那些伟大的故事会告诉我们，将故事讲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所有东西都要回归到信仰。你相信什么，你就可能成为什么。
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有无数条岔路，这时已不存在天赋、能力或者运气的差别，关键在于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你就可能成为什么。
篇三：关于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稿
2011年3月的某一天，一个叫黄宏成的台湾人，回到老家福建南靖县梅林镇梅林村黄氏祖祠祭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和20多位黄氏后人，齐刷刷地匍匐于地，亲吻脚下的土地足足12秒。让人更没想到的是，这只是黄先生亲吻大陆30多个省和台湾319个乡镇大地泥土的数百个12秒中的一个场景而已。
2012年，我成了一名驻台湾记者。去往机场的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尘土飞扬的工地，有红澄澄的、也有黄澄澄的，司机告诉我，那是红壤和黄壤。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那边的水土，不知是否包容得下我这来自大陆厦门的小女生?
一下飞机，就直奔市区，蔓延的绿意，怎么也遮不住台湾泥土的颜色，同样的红澄澄、同样的黄澄澄，我一时间竟忘了自己方才曾在两岸之间的起落。
“小姐你是从大陆来的哦，那你会唱‘起来’那首歌吗?”台湾司机这么一问，我才回过神来，有点迷茫地问，“‘起来’是什么歌?”弄了半天才搞懂原来他指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于是，在海的那一边，我第一次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竟然是在出租车上，和一位司机大哥。
去年中秋，我去台南麻豆采访当地的文旦祖师爷——买郎宅郭家。初见郭老先生，他头上戴着绿营选举造势的帽子，对我们的采访极为抗拒。老人家连连摆手说：“不要采访啦，你们大陆人来台湾，赚钱的是你们，又不是我们。”我当即用闽南话回答：“阿伯，我就是在大陆吃到你们麻豆的文旦，才专程来采访您的。”看得出来，我一开口，他很吃惊，“原来你们也会讲台语哦。”我告诉他，不只是我，在大陆还有两千万人，每天都说着和他一样的闽南话。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有时只需要一段乡音就能够弥合那长长又深深的心隔。
在高雄左营，我们见到了祥和里里长刘德文，12年来他坚持着一项“特殊服务”，义务帮助辖区内的老兵将骨灰送回大陆。当航班抵达老兵故乡时，他坚持骨灰盒必须先放地上一段时间，按他的说法叫“走地”，让老兵可以第一时间脚踏家乡的土地;他的服务专用袋，是喜庆的红色袋子，用来安放老兵的骨灰盒，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落叶归根是喜事，这是中国人的伦理。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他们也会用心贴着土地，用梦裹着情谊，更会用回家的陪伴去消弭游子远走的距离。
今年6月，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成为第一个到访台湾的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那天他前往拜访高雄杉林区的一处木瓜果园，很多当地果农拿着各式各样的小物件，热情地向张志军索取签名。一位果农手里拿着写有“张志军”三个大字的斗笠爱不释手，他说，他要把这顶斗笠带回家挂到墙上，留作纪念。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位大陆高官说话很实在。”
原来在海的那一边，在一样土地上着笠耕作的人们，虽说谁都有谁的好恶喜厌，但谁也都有谁的乡里乡情。
那里的人，和我们说着一样的语言;那片土地，和我们有着妈祖关公的文化传承。但总有一些情境，还是敌不过可怕的政治操弄。我被一个司机在半路上丢下过，就因为我是大陆来的。一路走回，脚底仍旧是红壤和黄壤的交合，这样的遭遇，并没有让我模糊那片土地的颜色。因为，那片泥土有温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感知其人情冷暖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尺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用其来丈量心与心距离的群体;因为，那片泥土有跨度，记者往往是第一个体验超越分歧寻求共识的群体。
海的这一边和那一边，多少有着事实上的距离，但正如台湾诗人向明所写：铜墙的壁垒呵，终不敌亲情的柔指，轻轻一推，就踉跄地闪了过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