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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高二差生。
所谓差生，你知道的，就是有很多特殊待遇的人：坐教室最后一排；上课睡觉、看小说、听音乐等只要声音不是足够大到打扰到其他同学，老师都不会管的人。
平时，上级领导要来学校检查或者外校要来观摩时，我们这类人就会得到“重用”——打扫教室里蟑螂蚊虫出没的死角、清理厕所、清洗栏杆……一到老师上公开课，我就被要求“隐形”，即端端正正地坐着，貌似很认真地听讲，但实际上老师从来不会提问我，即使我偶尔会犯贱举手。
总之，差生既是与好生相对应的名词，也是与好生相对应的动词。
上周月考成绩发下来后，班主任召开家长会，要求每位学生的家长都必须参加。我给母亲打了电话，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竟然没来。我一个人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味同嚼蜡地听着班主任那冗长的一成不变的调子：“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就要参加高考了，此时正是努力冲刺地……”又有一搭无一搭地听了班级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介绍的学习经验和其家长谈的教子良方，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那学生脸上洋溢的踌躇满志和家长语气里的骄傲满足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令我羡慕不已。
家长会快结束时，班主任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整个会议室，居高临下地说：“咱们班只有一位同学的家长没来，成绩不好，家长也不来，真是啥老啥娃。”尽管班主任已经无数次地用各种“奇葩”的语言对我极尽讽刺挖苦打击之能事，尽管我的心已穿上了厚厚的铠甲，可这句话听到我耳朵里，依然觉得自己的心像被毒蜂狠狠地蛰了一下，生疼生疼的，我恨不得立马凭空消失。
就在我觉得快要解脱时（家长会就要结束时），母亲竟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众目睽睽之下，班主任不留情面地说：“铎宇同学，你和你母亲来我办公室一趟。”那一刻，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挪着机械的步子跟在老师和母亲身后。到了办公室，老师怒气冲冲地对母亲说：“你这家长咋当的？开家长会不来，平时孩子老逃课也不管！签个字吧，下次再逃课，他就不用再来学校了。”母亲脸涨得通红，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嗡嗡之声，看着老师的嘴唇一张一翕，竟没有听进去一个字，我麻木地拿着母亲递过来的笔“签字画押”。
当着班主任的面，母亲乞求我说：“二娃啊，你再逃课，妈就辞工坐教室陪你上课。”
母亲转身欲走之时，我突然说：“老师，我想请假一天，回去好好想想。”
“你回去干啥？还不在校好好待着！”母亲突然暴怒了。
“妈，你要不让我回家，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我平静地说。
班主任赶忙劝说母亲：“让他回去想想也好，想明白了再来上学。”
母亲眼眶红红的，一言不发地走在前面。
出得校门，母亲哽咽着说：“娃，这次是妈不对。你李奶奶突然病重，我只能帮着她家人把她送到医院里，所以就来晚了。”
见我不吭声，母亲一把抱住我，啜泣道：“儿啊，你可得好好的，别胡思乱想”。
此时，我已警醒过来，刚才怎么就一门心思想寻死呢？别的不说，就算是为了母亲，我也不应该这样想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好累。
回到租住的家，母亲打开电视，把遥控器递给我，我像一团烂泥一样瘫倒在沙发上。任由电视开着，里面演的什么，我一点也没有看懂。
母亲自己进厨房去做我最爱吃的豆芽卷饼和玉米南瓜粥。闻着厨房里飘来的饭菜清香，一瞬间，我恍然回到了一年之前的两千多个这样平淡而又温馨的日子。
那时候，我的成绩很好，也是其他母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我勤奋好学，踏实肯干，成绩优秀，颇得老师的偏爱。每次开家长会，我都是其他同学和家长艳羡的对象，大家都预言我将来肯定很有出息。而实际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或许我的数学老师也知道，我的智商很一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勤奋踏实，成绩才一路领先。
就这样，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一路披荆斩棘，凯歌高奏，顺利突出重围，以中考全校第一的好成绩进入县高的“一本班”。
说到县高，新生刚入学时就开始分为“三六九等”，一等成绩好资质好的进入“北大清华班”，二等成绩较好资质较好的分在“一本班”，三等分数勉强够着县高线资质平平的就扔在“希望班”。据说师资力量的配备也是这样的，真假无从考证。
进入高一后的第一学期，我就明显感觉到学习吃力。班中“学霸”、“学神”那真不是盖的，人家学习就像玩儿一样，但成绩遥遥领先。我除了语文、历史之类的文科能占到班级前三分之一名次外，其它学科都是班级后三分之一名次。我除了死学，想不出其它办法。
尽管我很努力，但高一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依然是班级后三分之一。此时，要依据成绩分文理科，我自然是报了文科，依然被分在“一本班”。
这年的寒假，读研究生的哥哥也回家了，他一听说我报的文科，就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文科出路少，大学毕业后很难找工作。理科相对出路广一些，到时好找工作。”父母没有文化，自然是极为信服哥哥的话，没人听我的解释，于是我就改了理科，而我的理科成绩很差，自然就被甩到了“希望班”。
进了“希望班”，我曾一度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上课听讲，听着听着，眼泪就不由得涌了出来。后来慢慢发现，根本没有同学关注此事，心理就渐渐平衡了。
开学一个月时的月考，我考得很差，总成绩位于班级倒数第三。班主任打电话要我妈来，我妈从一百里外的乡镇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老师具体对她说了什么，我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次她无意中提到，我们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说我“数学简直就是摸不着门。”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也是事实。
那一次之后，我妈离开乡下，在县城一户人家找了一份照顾瘫痪老人的活，管吃管住，不分白天黑夜看护老人，一个月不足两千元的酬劳。我妈快五十岁了，没有什么学问，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有的只是不惜力气。这么大的年纪背井离乡，到陌生人家里看人家脸色，我知道，她只是想离我上学的地方近一些。
她这样做，我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愧疚。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高一就结束了。
高一结束的暑假，母亲依然在这家做工。我因为无聊，就在县城的一家饭店打工，端碟子洗碗，一个半月挣了1000元。母亲不要我的钱，我就自己做主买了一部手机。有了手机，我开始迷恋上网游，开学后，有时候我竟忍不住，半夜在被窝里偷偷玩手机。手机给我苦闷的.学习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但随之带来的，却是我的视力急剧下降，成绩一塌糊涂。
后来，我开始了逃课。凡是遇到我听不懂的数学课和物理课，我就从后门偷偷溜出去，一个人在操场打篮球，或者一个人坐在超市的椅子上看人来人往。有时候打球，打着打着，我会突然扑倒在地上痛哭；在超市里坐着坐着，就会很忧伤。
每逃一次课，班主任就会给我妈打一次电话，要求我妈把我领回家反省几天。我母亲总是固执地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以前那个根本不用家长提醒就会好好学习的孩子。她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我说话，从来没有训斥过我。越是这样，我越是难过。
可我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上听不懂的课时那种头疼欲裂的感觉。我逃课的次数越多，在家反省的时间也越长，我的成绩也只会更加不像话。
我该怎么办？!
母亲刚把饭菜端到我面前的桌子上，她的手机就响了。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了电话，对方说：“王姐，你在哪儿？我妈这儿离不开人，我得上班啊！”
母亲看了我一眼，嗫嚅着说：“我……我得在家陪儿子两天。要不，我不干了。”母亲的电话开着免提（她的听力越来越不好了）。
对方态度强硬地说：“那不行！你要不干，也得提前一个月说，你现在让我去哪里找人？”
“妈，你去吧，我没事。”我赶紧说。我知道母亲在别人家不容易，可没想到对方态度这么强势。
“好，我马上过来。”母亲对对方说。
母亲再三叮嘱我好好吃饭，吃完饭给她打个电话，晚上早点儿睡觉。我说了很多让她放心的话，她才匆匆出了门。
母亲一出门，我的泪就下来了：母亲，为了我，你受了多少委屈？
可我……
我决定尽我所能，不让母亲担心。
漫漫长夜，我盯着天花板，想着母亲下午接电话时的为难，想着她为了我低三下四给班主任隔三差五送农村特产的情形，想想哭哭，哭哭想想，直到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
早上，我给母亲打电话：“妈，我想好了。要不，你让我从高一开始上吧？”
母亲说：“好，我打电话找你舅问问。”
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在县高担任副校长，他肯定比较了解像我这类的学生应该怎样‘回头’。
半小时之后，母亲打来电话：“儿啊，你舅说再读一年高一有啥用，不如到了高三再多上一年。”
看来，只能如此了。
我不知道前路等待我的是什么，耳边忽然响起初三时喜欢的语文老师吟诵的汪国真的诗歌《热爱生命》：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在心里默诵着，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学校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