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美文欣赏

马振华

  《宗月大师》

  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教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

  母亲是最喜脸面的人。她迟疑不决,光阴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来荒去,我也许就长到十多岁了。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我说“偶然的”,因为他不常来看我们。他是个极富的人,尽管他心中并无贫富之别,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几乎没有工夫来看穷朋友。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他的声音是那么洪亮,(在酒后,他常以学喊俞振庭的《金钱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么华丽,他的眼是那么亮,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么罪。我们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几乎禁不住他的声音的震动。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象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垫,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庙不甚大,而充满了各种气味:一进山门先有一股大的烟味,紧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制糖球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是厕所味,与别的臭味。学校是在大殿里。大殿两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

  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孔圣人的牌位。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两个大院子,院中几十间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后,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宅子的左右前后全是他的房屋,若是把那些房子齐齐的排起来,可以占半条大街。此外,他还有几处铺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饭,或给我一些我没有看见过的点心。他绝不以我为一个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阔大爷,但是他不以富做人。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用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教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

  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掸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习惯上来说,大家总以为他不过能念念经,布施布施僧道而已,而绝对不会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续罗绸缎。他也嫖也赌。现在,他每日一餐,入秋还穿着件夏布道袍。这样苦修,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笑声还是洪亮的。对佛学,他有多么深的认识,我不敢说。我却真知道他是个好和尚,他知道一点便去作一点,能作一点便作一点。他的学问也许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见诸实行。

  出家以后,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没有好久就被驱除出来。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变卖庙产去救济苦人。庙里不要这种方丈。一般的说,方丈的责任是要扩充庙产,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离开大寺,他到一座没有任何产业的庙里作方丈。他自己既没有钱,他还须天天为僧众们找到斋吃。同时,他还举办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穷,他忙,他每日只进一顿简单的素餐,可是他的笑声还是那么洪亮。

  他的庙里不应佛事,赶到有人来请,他便领着僧众给人家去唪真经,不要报酬。他整天不在庙里,但是他并没忘了修持;他持戒越来越严,对经义也深有所获。他白天在各处筹钱办事,晚间在小室里作工夫。谁见到这位破和尚也不曾想到他曾是个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大爷。

  去年,有一天他正给一位圆寂了的和尚念经,他忽然闭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后,人们在他的身上发现许多舍利。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象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他是宗月大师。

  文艺与木匠

  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

  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

  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

  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

  母鸡

  一向讨厌母鸡。不知怎样受了一点惊恐。听吧,它由前院嘎嘎到后院,由后院再嘎嘎到前院,没结没完,而并没有什么理由;讨厌!有的时候,它不这样乱叫,可是细声细气的,有什么心事似的,颤颤微微的,顺着墙根,或沿着田坝,那么扯长了声如怨如诉,使人心中立刻结起个小疙疸来。

  它永远不反抗公鸡。可是,有时候却欺侮那最忠厚的鸭子。更可恶的是它遇到另一只母鸡的时候,它会下毒手,乘其不备,狠狠的咬一口,咬下一撮儿毛来。

  到下蛋的时候,它差不多是发了狂,恨不能使全世界都知道它这点成绩;就是聋子也会被它吵得受不下去。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亲。

  不论是在院里,还是在院外,它总是挺着脖儿,表示出世界上并没有可怕的东西。一个鸟儿飞过,或是什么东西响了一声,它立刻警戒起来,歪着头儿听;挺着身儿预备作战;看看前,看看后,咕咕的警告鸡雏要马上集合到它身边来!

  当它发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它咕咕的紧叫,啄一啄那个东西,马上便放下,教它的儿女吃。结果,每一只鸡雏的肚子都圆圆的下垂,象刚装了一两个汤圆儿似的,它自己却削瘦了许多。假若有别的大鸡来抢贪,它一定出击,把它们赶出老远,连大公鸡也怕它三分。

  它教给鸡雏们啄食,掘地,用土洗澡;一天教多少多少次。它还半蹲着——我想这是相当劳累的——教它们挤在它的翅下、胸下,得一点温暖。它若伏在地上,鸡雏们有的便爬在它的背上,啄它的头或别的地方,它一声也不哼。

  在夜间若有什么动静,它便放声啼叫,顶尖锐、顶凄惨,使任何贪睡的人也得起来看看,是不是有了黄鼠狼。

  它负责、慈爱、勇敢、辛苦,因为它有了一群鸡雏。它伟大,因为它是鸡母亲。一个母亲必定就是一位英雄。

  我不敢再讨厌母鸡了。

  独白

  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所以,我永不轻看打旗子的弟兄们。假若这只是个人的私见,并非公论,那么自己就得负责检讨自己,找出说这话的原因。噢,原来自己就是个打旗子的啊!虽然自己并没有在戏台上跑来跑去,可是每日用笔在纸上乱画,始终没写出一篇惊人的东西,不也就等于打旗子吗?

  票友有没有专学打旗子的?大概没有;至少是我自己还没见过。那么,打旗子的恐怕——即使有例外——多数都是职业的。凭本事挣饭吃,且不提光荣与否,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不敢轻看戏台上的龙套,也就不便自惭无能,终日在文艺台上幌来幌去,而唱不出一句来。

  天才是什么?我分析不上来。怎么能得到它?也至今还未晓得。所以,顶好暂不提它。经验,我可是知道,确是可以从努力中获得,而努力与否是全靠自己的。努力而仍不成功,也许是限于天才,石块不能变成金子,即使放在炉中依法锻炼。但是,努力必有进步,或者连天才者也难例外;那么,努力总会没错儿。于是,我就这样安慰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呀,打旗子的!是不是打末旗的可以升为打头旗的?我不知道戏班子里的规矩。在文艺台上,至今还没有明文规定升格的办法;假若自己肯努力,也许能往前进一步吧?即使连这在事实上也还难以办到,好,我在心理上抱定此旨,还不行吗?干脆一句话,努力就是了,管它什么!

  这样,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吗?不知道!这样,不害羞自己永远庸庸碌碌吗?没关系!不偷懒、不自馁、不自满,我呀,我只求因努力而能稍稍进步!再进一万步,也许我还摸不着伟大的边儿,那有什么关系呢?努力是我所能的,所应该的;在梦中我曾变为莎士比亚,可惜那只是个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