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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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国诗歌从击壤开始，“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吟唱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响彻云宵。
中国诗歌自始至终承担着“美刺”的社会职能，庶民吟之，铎铃采之，王侯听之，以知得失。无论：“大人君子，不素餐兮”的讽刺还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无不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和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自然界的游戏规则是：老虎吃人没有错，是应该的。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统治阶级不劳而获，享尽荣华富贵，劳动人民终身劳作，受苦受累也是应该的。这种规则进行到一定阶段，每当统治阶级偏离正道，或横征暴敛，人民不堪重负；或，骚腥弥天。人们以诗歌唱出自己心中的忿懑，冀统治阶级醒悟。此为诗歌之正道。或以诗歌唤醒民众，摒弃暴君，甚至愤怒一击，铲除匪党，摧垮腐朽统治，净化空气，光大天地。此为诗歌之末流。总而言之，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是诗歌之天职。
诗道兴于国衰，《小旻》作而西周亡；屈子吟而楚庙焚；李杜哭而贵妃缢。诗人者不祥之物也，歌则惊天地泣鬼神，其气拟兵，象合于天，畏之则昌，犯之则亡。赢氏政焚诗书，乱天纪，贤者至商山，邑人徙武陵，戍卒叫，函谷坏，天下大乱。唐德宗步赢氏后尘，焚诗书，效坑儒，唐室崩坏，祚终庙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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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诗古朴典雅，衰周东迁，诗道沦丧。战国诸侯纷争，战火连年，民不聊生。屈子辞赋独领风骚。炎汉承秦焰余毒，文人雅士噤若寒蝉，不料诗在民间，只可惜保存至今的只有十九首。从战国初至汉末数百年间，中国诗歌几近消亡。如果说苏李诗为伪作，《古诗十九首》可以填写这一空白。建安年间社会的动荡，皇纲废弛。七子吟唱声震苍穹。蔡琰、曹操以朴实的语言如实记录了社会动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同时出现了民众口头传唱，后经文人加工修改而成的《孔雀东南飞》。
魏晋诗歌风骨峻拔，嵇康戕于司马，陶令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放浪形骸于山水间。诗人多以吟咏名山大川，抒发个人情感为主。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注民生。
南北朝宫体诗轻佻、艳丽，多贡媚之词。大唐国力强盛，以诗取士，直接催生了千古第一诗人的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可悲的是李白和杜甫坎壈终生，一个淹死在小溪里，一个饿死在独木舟上。诗仙和诗圣从以诗取士的大唐王朝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光焰万丈的诗篇。相反，李林甫，杨国忠等不学无术的狗奴才却居高位，享厚禄，以声色犬马迷惑君王，祸国殃民。正是“凤凰在笯，鸡鹜翱翔”。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荒唐，明君千载不遇，而昏君不可一日缺少，人类社会就是在荒唐和混乱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李唐而下，历代文人大多和李杜一样，穷困一生。如今假使曹植再生，李白复活也只有被活活饿死，而多少奸商却刊印他们的诗集而发财，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也是这个历代统治阶级一贯标榜“文明”而力倡愚昧的伟大古国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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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产生格律，无形中给中国诗歌这匹野马套上了笼头，渐渐成了羁绊。自此中国的诗歌不但失去了承担社会职能的能力，而且仅仅成了文人士大夫们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和互相酬答的一种娱乐方式。诗歌自身的功能逐渐衰退。只能躲进文人的塔里顾影自怜，与普通百姓彻底绝缘。诗歌本身源自民间，与普通百姓绝缘就失去了本源，只能是一潭死水。好在包括李白的乐府诗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内的好多诗歌都未受到格律的束缚，才使得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
五代乱离，赵宋暗弱，强敌压境，国土日削，被迫南迁，元代为鞑奴所统治。从残唐至明初，一千年间，我们的民族在呻吟，诗神在哭泣。有明江山一统，国力蒸蒸日上，经济繁荣，诗道呈现复兴势态，但是“台阁体”严重影响了诗歌的健康发展。虽然前后七子力主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未脱唐人窠臼，三百年间止起涟漪，不见巨澜。
清季，诗歌开始复苏，可惜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巨擘全倡导白话文，新诗介入，直接取代了旧体诗。中国诗歌就象一位雍荣华贵的阔太太被颇辣刁蛮的乡村野妇撵出了家门，并且揪住格律的.长辫子任意踢打。几乎出现了诗歌断代史的局面。直至今日，面对新诗如此猖獗的势态，墨守国古的老先生们依然揪住自己的长辫子不肯松手：“凡不合格律，概不为诗。”
格律诗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诗，古诗十九首既不求对仗，也不拘平仄，谁也不敢说不是好诗。相反格律诗为求对仗大多有词性相同或相反的词语堆砌、拼凑的弊病。
当然也有人讥讽格律诗是“小脚”、“太监”，诚不为过。“小脚”、“太监”，奴才也，有何作为？假如中国诗歌一开始就有格律，是“小脚”、“太监”的话，即没有四诗，也没有唐诗，中国也不会成为诗歌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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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形式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甚至十一言。还有长短不齐的杂言诗和乐府诗。乐府诗形式自由，语言俚俗。历史上的曹魏父子和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都以乐府诗见长。
唐宋以来，人们论诗，一般指格律诗。诗不合格律则画眉深浅不入时，羞于拜舅姑。诗歌成了个别文人的专利，庶民百姓的吟唱只能是野曲，根本不被世人承认是诗。而大多数文人望格律而生畏。只有个别文人按平仄格式模仿唐宋诗。文人诗作了一千年，其结果是诗歌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消亡了。我们的先人与其说是给子孙后代留了三分田，倒不如说格律税太重，他们交不起，才让诗歌的肥田又荒了上千年。
中国诗歌从古诗十九首“无乃杞良妻”开始用典，后人受汉赋的影响大量用典，至李白达到了用典高峰。杜甫一改昔人用典陋习，即事名篇，开新乐府先河。后来白居易、元稹有所继承，但均未超越前人。宋、元诗似乎无一可取；明诗用典已成痼疾；清诗用典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佛教用语，名人名言大量堆砌。已经到了不看注释读不懂的地步，几乎成了诗谜。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长歌但是已经不是诗了，且不说近于白话，一篇中相同的句子反复出现（如余梅《听屠生说马僧事，证之随园所书者，记以古诗》），甚至好多句子连在一起反复出现（如姚夑《双鸩篇》）。
或谓宋诗是入韵的散文，清诗承宋诗之弊，且孙不如祖，已经是入韵的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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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古典诗词早已是过时的体裁，在当代文学领域非主流，坚守诗词阵营的包括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大多是退休老人，他们拿着退休工资，生活无忧，写一点吟花弄月的小调自娱，无病呻吟。再加上普及白话文，人们的阅读能力非常低，读不懂诗词。这些原因是当今人们屛弃古典诗词的主要原因之一。
诗道衰微已过千载，我们要发扬光大诗歌艺术，首先要冲破格律的束缚，大胆仿古。当今有人喊出了超宋赶唐的口号。旧体诗如果压不倒新诗的声势，在诗歌的国度没有一席之地，仍然难以生存的话，超宋赶唐只是一种梦想罢了。
假如说四诗是中国诗歌的青春期的话，唐诗便是壮年期。要说中国诗歌已经步入晚年，余辉返照，落霞满天，应该更加辉煌，而这种风雨欲来烟满楼的势头早已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诗词学会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特别是戈壁明珠石河子诗词学会成立二十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当今海内外名贤俊彦的诗词集二十多部，石河子诗词学会的老师们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冲锋陷阵，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这无疑是我们这一代诗词爱好者的荣耀和福气。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格律诗皎然无力承担反映社会生活的重任。中国诗歌应该尽快冲破格律的樊篱，轻装上阵，紧跟伟大民族的复兴步伐，重新走向新的辉煌。
作者简介：甘肃省宕昌县人，生于70年代，孤身一人十余载，未婚。长年在新疆打工，2001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各级刊物发表中篇小说，散文，诗词等。石河子诗词学会会员，乌鲁木齐诗词楹联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