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天，遂想起》中的“江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是美丽浪漫的代名词。1962年4月29日，33岁的诗人余光中写下了思念“江南”的诗《春天，遂想起》，表达了自称“江南人”的他对江南最痴心最虔诚的怀念和向往。从这首史无前例地先后21次使用了“江南”一词的诗歌的表层意蕴来看，“江南”的内涵从四个层面得以表达。
于回忆中重绘江南图景之余，诗作于每一情感段落都穿插描写彼时诗人和江南之间不可逾越的空间距离，在表达对江南的不可遏抑的思念的同时，增强了由于空间距离的存在所造成的情感上的张力，并以括号加注表达出独特的话语内涵：(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江南、(喷射云三小时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的)江南，意在反复强调台湾和江南故乡之间可以计数但却难以逾越的空间和政治距离，从而也将以上四层关于“江南”的意蕴进行了有效地区分和提升，形成了诗作无论是文字、情感，还是哲理上，无论是空间、时间，还是文化上的多层立体结构框架。首先，跨越地理空间的情感意蕴。这是一个立足于台北的江南人对一弯海峡之隔的魂牵梦萦的江南故土的呼唤和告白;其次，跨越历史时间的文化意蕴。这首诗里不仅包含着古与今的时间关联，也叙写着一个个体从少年到暮年、从此岸到彼岸的生命历程;再次，跨越生死的哲理意蕴。清明虽然隔开了生者与死者，造成生者和死者无法穿越的距离，但清明的存在既寄托了生者对死者无尽的眷恋，也传递了一切生者对于死亡的无限悲悯情怀。
二、地理“江南”
那么，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到底在哪里呢?《春天，遂想起》中提到的令诗人魂牵梦萦的那些“江南”，有的在四川成都，有的在湖南长沙，有的在浙江杭州，也有的无处可考。其实，令人无比向往的“江南”，从来就不是指某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么，可以采桑，能捉蜻蜓，有多莲的湖、多菱的湖、多螃蟹的江南，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江南，西施和范蠡泛舟的江南，乾隆皇帝的江南究竟在哪里呢?显然，余光中心目中的“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太湖之滨的广大地方。历史上，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润、流水多情、生活惬意。一提起“江南”二字，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心就会变得柔软以至于情不自禁泪流满面，思绪也自然飘向过去和远方。诗人在诗歌中除了反复吟咏“江南”这个名称之外，还在“江南”这个大意象之下，写到了更多具体的兼具中国古典诗词意蕴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小意象，如蜻蜓、莲、菱、螃蟹、垂柳、风筝、燕子、寺庙等等。
三、情感“江南”
如上所述，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还是一个情感象征意象。庞德说过：“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那么，“江南”这个意象蕴藉着什么思想和情感呢?江南山水秀丽，山环水抱带来了气候适宜、远离战争的安逸。湖泊星罗棋布，河汊纵横交错，多水的江南恰如母体的子宫，生命在这里得以休养，心灵在这里得以休憩，人再次获得了在母亲腹中原初时刻的感受。诗人余光中于重阳节降生于南京，而常州又给了他完整的童年，余光中对江南母亲的给予和关爱，时刻心怀感念和眷恋。在他的诗歌中，江南的性格是温柔和乐于奉献的，是一个淳厚的母亲形象。诗人对于江南的种种爱恋，也是他恋母情结的显现。诗人曾将自己的生命划为三个时期：旧大陆(祖国)，新大陆(异国)和一个岛屿(台湾)，他说旧大陆是他的母亲，而“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母亲江南不仅给了他生命，同时也给予了他生命原初的感动和吸吮不尽的`艺术乳汁。对于江南的情感显现充盈在他诗篇中的独特江南意象之中，也渗透在他的以江南为背景的爱情、亲情诗歌书写当中。
四、文化“江南”
余光中1928年出生，在江南长大，21岁迁居香港，22岁赴台。江南对于余光中来说，是家园，是国族，还是最深沉的文化记忆。然而少年离家，暂居台湾，旋即羁旅世界各地，最终又回到台湾。走得越远越久，对江南故土的文化怀恋也就越加浓重。但是，记忆中的江南已经遥不可及，不仅在空间上不可触摸，在时间上无法还原，在文化上也成了不可复制的记忆。从大陆到台湾的人普遍的痛苦是无家无国之感，一线海峡又在心理上造成了与母体文化的隔绝之感。江南，经过久久的压抑和沉淀，终于凝固成一颗珠贝的眼泪———浓得化不开的中国文化情结。于是，余光中在《春天，遂想起》中集中表现了台湾人无药可医的乡愁，寻根问祖的疯狂的自我意识和现代人的情感迷失状态。这无药可医的乡愁已不仅是怀乡思亲的基础上所表现出一种朴素的乡土意识和个人情怀，它还蕴藉着更深的历史内容即个人情感、历史命运、文化际遇与精神出路等。
所以，乡愁既是个人情怀的抒发，又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历史命运的焦虑，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精神迷津中对文化家园和精神原乡的怀恋、向往和主观建构。同时，孤独、绝望是这首诗的另一个明确的知性内涵。诗人一方面通过怀恋和向往建构了一个慰藉孤苦心灵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温暖潮湿如母亲的子宫，多姿多彩如童年的梦幻，多情多意如爱情的伊甸园;另一方面，诗人在最后又无情地解构了这个主观世界，揭示这个主观世界的想象性、虚妄性。孤独与绝望的情绪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喷涌而出。这个主观世界之所以脆弱、虚妄，是余光中从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特别是从余光中自己的个人心灵中生长出来的，是建立在非理性的生命情结之上的主观世界。此诗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表现了绝望，表达了所有渴望和努力的枉然，透露出浓重的悲剧意识，家国不再，母体文化似乎也无法触及，挣扎在现代化困境里的诗人，只能凭借追忆和想象，重建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
由此看来，“江南”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能指。它既是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指称时空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代表着精神层面的文化归属。其丰厚的内蕴覆盖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领域，涉及多重的语义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因此，江南在哪里已不再重要，它是地理的，也是情感的，更是文化和哲学的，它是精神家园的代名词。这里的家园，不再是某种形而下的地理概念，乃是生命终极意义上的永恒归宿。故此，“江南”终将作为中国文人难以割舍的精神情意结贯穿其一生，并将因其书写而铭刻于汉语文学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