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恨歌》主题看白居易的文艺美学
《长恨歌》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这是由于白居易在创作过程中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和文学主张，主动地求真向善，但在创作中又不自觉地遵循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创造了美。 真、善、美是文艺批评中检验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美学标准。日本著名学者黑田鹏信认为“人的认识活动追求真，人的意志活动追求善，人的情感活动追求美”。它们分属于认识、意志和情感三个范畴，因此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往往是不同步的。
《长恨歌》是中唐杰出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虽然白居易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四类，并将讽喻诗放在首位，以突出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但毋庸讳言，他的感伤诗和闲适诗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影响更为广大。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千百年来让人难以释怀，而它的主题历来让人争讼不已。这归根结底在于它的题材本身的多元性：首先它是一个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同时它又是一个爱情题材，人性题材。《长恨歌》取材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二人是唐朝最高统治者，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但白居易的《长恨歌》叙述的故事却不完全等同于历史，而是结合了里巷传说，因此是艺术化了的人物和故事。他们已经不是深宫中高不可攀的帝王与宫妃，而是沾染了人间烟火的爱情主角。所以在他们身上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寄予了现实的真情实感。只是不同的是他们的爱情是个悲剧，而他们自己又是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和主人公。
有人认为它的主题是爱情。因为李杨爱情是排他的。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在美人成群的后宫却情有独钟。无论是安史乱前的“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甚至达到爱屋及乌的地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还是马嵬兵变后的“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以及此后的玄宗见月伤心，闻铃断肠，以致山河变色，日月无光，都形象地反映了他对杨贵妃的刻骨铭心的爱。白居易在诗歌的第二、第三部分反复渲染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归途中他“君臣相顾尽沾衣”，信马由缰，魂不守舍;回京后的物是人非却让他产生幻觉，处处幻化出杨妃的美丽容颜：“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他辗转反侧，孤枕难眠：“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希冀梦中相见却一次次落空：“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终于道士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海外寻到了已经成仙，道号太真的杨玉环。而杨玉环听到唐朝来使的消息匆匆出见：“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虽然已是天人永隔，但她仍然以物寄情：“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坚守着爱情誓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这如泣如诉的的诗行里，读者早已忽略了他们长恨的根由，转而被他们荡气回肠的爱情深深感动。当然，有人考证出，白居易之所以将这一段爱情写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这和他的一段伤逝的爱情经历有关。他将自己痛彻的爱情体验移植到李杨的爱情生活中来，于是忽略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以情胜理，对人间至情进行了真诚的.讴歌。
另一主题是讽喻说。即君主好色，女色误国，导致了安史乱起，葬送了他们所谓的爱情。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诗歌开篇即是对君主好色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当得到杨贵妃后唐玄宗便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并且为了讨好杨贵妃，用人唯亲：“姊妹兄弟皆列土”，甚至导致社会风气大变：“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男尊女卑，恐怕是汉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在历史上只有两种社会状况下才可能出现暂时的改变：一是惨烈的战争导致的“信是生男恶，还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另一个就是类似唐玄宗专宠杨贵妃导致的“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两种状况都是违背封建纲常的，动摇统治根基的。唐玄宗的行为，代价自然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在白居易给友人的书信《与元九书》中，他明确地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考察白居易的诗歌主张，他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认为诗歌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这是他自觉继承儒家诗教的结果，也是他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途径之一。为此他大量创作讽喻诗，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达到讽喻的目的，不惜通俗浅切，甚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宁肯牺牲艺术性，写得直露无隐，情味不浓。这一主张在《长恨歌》第一部分表现鲜明。他写诗讽喻的目的很明显：规劝人主戒骄戒色，勤于政务，以理节情。
但是，更为广大读者接受的是双重主题说。即白居易原本为讽喻，可是在故事的诗化叙述中，情不自禁地变为了对忠贞爱情的歌颂。如果说第一部分李杨一个贪恋美色，一个恃宠而骄，感情中的欲望成分较重的话，而当他们天人永隔后，距离产生了美，他们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人性终于压倒了政治是非，达到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境界。
由以上分析可知，白居易在他的《长恨歌》创作实践中，实践了一个对真、善、美由浅入深的认知、探索过程。首先，作为取材于历史、政治事件的叙事性较强的文学作品，其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真”：即作品要正确反映生活本质，作者对所反映的生活有正确的感受和认知。其次，作为一个前期积极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正直官员，作为一位企图以文学来影响政治，甚至干预政治生活，以达到“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的社会功用的知识分子，白居易不可避免地要强调“善”：即注重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于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他的评判标准很明确：“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并归纳总结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与元九书》)。而在文学创作中他又不自觉地遵循了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和审美特性，创造了“美”：即艺术的完美性，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和谐统一，具有艺术个性，有创新和发展。《长恨歌》是白居易流传最广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恰恰不是真实可信，浅显易懂，而是抒情因素的强化，是人物心理的生动摹写和环境气氛的细腻渲染，是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的营造。这就转向了文学审美意识追求的旨归。亦即：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在求真向善的过程中发现了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