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新乐府的得失
导语：白居易的五十首新乐府诗，大体为现实主义作品，并自始至终贯串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白居易新乐府之得失。
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白居易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能理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诗歌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诗之“失”
首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常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快速领悟其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读者从诗歌的每个字眼来领会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
再次，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白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卒章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