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永贞革新与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
永贞革新失败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这对白居易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历来学者在对白居易的闲适诗的思想内容、文化解读等方面作了很充分的研究，而从政治因素对白居易闲适诗的创作影响还稍显单薄。笔者认为，白居易为数最多的前后期的闲适诗的创作都与他早年遭遇的政治打击有关，尤其是永贞革新的影响。要解读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就不能回避中唐的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运动――永贞革新。本文拟从白居易闲适诗中体现的佛道思想，来探讨永贞革新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的影响。
永贞革新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参与者受到了严酷的政治惩罚。白居易看到了八司马的结局，宦途的无常让他们心悸。但毕竟他不是八司马中的一员，并没有亲身感受到那种结局的痛苦，因此，白居易虽心有余悸，还是义无反顾地顺承了永贞革新的道路，但他改革的热情最终遭遇了挫折。
白居易积极地向朝廷提出中肯的建议，但是宪宗很少真正采纳，使他非常苦闷，他曾以世上缺少伯乐自嘲：“岂无市骏者?尽是凡人目。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羸骏》)元和十年，他上书请求捕杀行刺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在贬谪诏书到达前，他很苦闷，其《自诲》诗写道：
乐天乐天，来与汝言：汝宜拳拳，终身行焉。物有万类，锢人如锁;事有万感，热人如火。万类递来，锁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万感递至，火汝心怀;使汝未死，心化为灰。……而今而后，汝宜饥而食，渴而饮;昼而兴，夜而寝。无浪喜，无妄忧;病则卧，死则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乡。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住哉?乐天乐天归去来!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白居易亲身感受的痛苦结局，使他顿时联想到自己与“八司马”的悲惨遭遇多么相似，不仅心生悲凉之叹;再者政治的沉浮，也使白居易意识到在这种官员互相攀援、明争暗斗的局面下是非模糊，以一人之力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想按照本心、自我原则为事做官也已越来越难。正是这一连串的事件，使白居易政治热情逐步减弱，进一步认识到宦途的无常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再也不像当年那样书生气十足的指责朝政了，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处世之道。这无一不是受了永贞革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显然，永贞革新的消极的影响使白居易的人生价值观有所改变。诗歌中反映的情绪看似旷达，其实热情已降到了冰点，对人生、世事，他视之犹如一场幻梦。封建社会士大夫在无力摆脱困境的时候，常常会归之于命运，然后逃避，白居易也是这样。元和十一年，他写的《岁暮》诗把自己的思想归纳了一番：
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
这是一种归隐的念头。他后来的心境和生活其实与此是一致的。其后的忠州之调，更标志着他思想的重大转变，他写了一首五十韵的五言排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其《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有云：
老见人情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氓。鸟以能言 ，龟缘入梦烹。知之一何晚?犹足保余生!
他做出了新的决定：一、避险知足;二、隐于朝市;三、少语全身;四、随俗浮沉，总之就是“独善其身”。五十五岁时被转调为苏州刺史，他在《自咏五首》之一写道：
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荣华瞬息间，求得将何用?形骸与冠盖，假合相戏弄;何异睡着人，不知梦是梦。
此时，他已渐渐失去了昔时关注现实的激情。接连不断的颠簸，使他很痛苦：
“倦鸟得茂树，涸鱼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间多险艰!”(《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他要在归隐闲适中躲开人间的烦恼和苦难。
白居易在改革的路途中遭遇了挫折，过着痛苦寂寞的生活，这使他充溢着一种不平的情绪，并且要在文学中发泄出来。如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曾写诗道：
自哂沈冥客，曾为献纳臣。壮心徒许国，薄命不如人!才展凌云翅，俄成失水鳞。……萧条残活计，冷落旧交亲。……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江南谪居十韵》)
功名富贵须待命，命若不来争奈何?(《浩歌行》)
在流露出不满的同时，有着归隐的念头。但他所受的打击毕竟没有八司马严重，因而心理压力也就小一点。他早年形成的对人生、生死的认识，在政治打击下开始对他的生活发挥重要作用，佛家那种不问事世的淡漠情怀和道家的齐生死、等祸福的齐物论思想又在开始冲击着他的头脑。如他的《效陶潜体十六首》之十三：“贵贱与贫富，高下虽有殊。忧乐与利害，彼此不相逾。是以达人观，万化同一途。” 白居易在三十四岁(永贞元年)做秘书省校书郎时，就有一种人生短暂的失落感：“人生讵几何?在世犹如寄。”(《感时》)即使四十岁升官志喜，他也说：“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初除户曹喜而言志》)遭受政治打击后，他更加消沉。人生不可把握，仕途又充满坎坷，因此他要随缘自适：“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对酒五首》之二)他开始有意追求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从他集子中随处可见的以“闲”诗题的.作品，有语词闲出、闲行、闲居、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眠、闲卧、闲望、闲问、闲忙、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等，即可见其端倪。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言。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做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在白居易看来，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是其晚年所追求的生命体验，也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因此，他很会调节自己的生活，有时听听音乐：“非琴非瑟亦非筝，拨柱推弦调未成。欲散白头千万恨，只销红袖两三声。”(《云和》)有时春池泛舟：“波上一叶舟，舟中一樽酒。酒开舟不系，去去随所偶。”(《泛春池》)流水、游鱼、小舟、鹤、浮萍、碧竹、书棋、茶酒，这些充满闲适韵味的事物都是他的陪伴：
夹岸铺长览，当轩泊小舟。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洞户斜开扇，疏帘半上钩。紫浮萍泛泛，碧亚竹修修。读罢书仍展，棋终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檐雨晚初霁，窗风凉欲休。谁能伴老尹，时复一闲游?(《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
其笔下的景物也常常是闲淡的：
草浅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条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语花堤上，行吟水寺前。等闲消一日，不觉过三年。(《晚兴》)
景闲，人闲，乃至赋闲不知岁月，正是随缘任运、恬淡心情的反映。《江州雪》、《放旅雁》、《晚望》、《早春》、《春寝》、《睡起晏坐》、《秋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同类作品。此时，佛、道思想又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法宝。
通过对白居易在永贞革新后的政治生活、生存环境及其闲适诗创作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其时的闲适诗与永贞革新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永贞革新失败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对他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充溢着浓郁的淡漠闲适的情怀。同时，文学也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永贞革新使其后的文学体现出题材和感情基调的一致性，形成了独具特特色的风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