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人物的另类阐释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沈从文《边城》人物的另类阐释，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沈从文《边城》人物的另类阐释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的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的作品以清丽的湘西世界著称于世。在《边城》中,沈从文塑造了大量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寄予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希望与美好愿望。体现在《边城》里的人物形象的性情主要有四种：刚、柔、忠、义，这些人物的性情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沈从文在《边城》里不仅描绘了一幅幅湘西民俗图卷，还描绘出一幅以竹为背景的人文图像。本文尝试着从竹的特质出发，对《边城》人物及其意蕴进行新的阐释。
在中国，竹是一种最古老的创作意象，更是诗人困顿时自诩清高的表征物。竹在唐代才作为一种正面意象出现在绘画作品当中，在宋代则被奉为墨中之宝，成为彰显文人高雅气质的意象，与梅、兰、松齐名于中国画坛，成为国画中的“四君子”。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及其对竹的喜爱，竹也就超出了客体而成了文人主体精神的代表。竹被一代代文人皴染出了的多层含义，至郑燮竹已是骨瘦节竦，写一代竹的文雅气节。千百年来竹受到文人的宠爱，在文人的心里辗转成了心象，由笔墨幻化出了不同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竹亦受到了文人的尊崇，宋苏轼诗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且不谈曹雪芹笔下的潇湘馆是如何的凄清，在现代文学中亦嬗递着这份喜爱。作为现代文学中的大师级的作家沈从文则在其代表作《边城》中演绎了竹的诸多气质。竹在《边城》中幻影簇簇，无时不萧萧，从骨子里演绎了边城人的人格、人性之美，更折射出沈从文内心隐忧和对现实的规避。沈从文在创作《边城》过程中，由于与主流文学的脱离，同时母亲患重病，因此就借回家探病为由，乘船回到湘西，但在家乡却又被视为危险分子，使得作者处于两面夹击当中，而《边城》则成了他归隐的“竹林”。在这个理想的境地里，他终于找到了他作为“乡下人”的心灵土壤。“竹，是文人刚、柔、忠、义四德”①，而这些象征在《边城》里得到了更好得体现。
一、“茎本坚节不受霜雪，刚也”②
在《边城》中沈从文刻画了一系列具有阳刚之美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健康的肉体和朝气蓬勃的精神，是人的生命力旺盛的标志。在具有强悍民风的湘西地区，苗族和汉族广大劳动人民身上潜藏着一股原始的粗犷的生命力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人性的表现形式，它即来自大自然，那就不应该对它有任何禁制”③。在沈从文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中，水手和船夫的描绘体现作者“力与美”的审美思想。常年水上漂泊的经历使沈从文能娴熟地塑造出一批鲜活的兼具力与美的人物形象，他们取材于自然，又融于自然。他深情地歌颂着边城一带原生态的劳动人民，如健壮的柏子、勇猛的虎雏、年老仍执著于生活的老拉纤人，他们像一根根南竹，牢牢地扎根于土地却又耸立于云霄。而在《边城》中塑造的具有力与美的人物群落则是作者这一思想的写照。
船总顺顺最不愧具有竹的刚气的人，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有的评论者从社会分析方法看顺顺这一形象，认为顺顺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因为处于他这个地位和其人生的阅历使得他不可能不带上阶级特征。沈从文在创作之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要造一个希腊的小庙”，他即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圣殿，那么作为主管这个圣殿的人――顺顺就不可能是个暴君。此时沈从文正新婚燕尔，幸福的现实使得他远离悲伤，但是心灵的孤独却像隐痛一样时时地提醒着他，早年的生活中虽然目睹了诸多现实的苦难却未亲身体验，直到他到了北京，才真正地融入到了残酷的现实生活当中，北京的冰雪让他怀念湘西的温情，混乱的生活使他渴望有一双有力的手维持和谐安乐的秩序，顺顺得以诞生。在《边城》里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小写意的手法塑造了这样一个豪爽而有魄力的人物：“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即有粮食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因此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到了这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虎父无犬子，他培育出的两个儿子就像出土的南竹笋一样，勇猛有力，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这种男性的阳刚之美是作者对湘西人的一种理想式的刻画，虽取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作为湘西的新的一代，大老和二老则象征了湘西的未来。“湘西到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是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了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是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④这段话即是他对湘西人振兴的渴望，也是他对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冀，因此他希望读者能“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之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⑤。
犹如竹以群体意象的出现，边城里的人也是一个强大的群体。正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这些诚实勇敢的人，也爱人，也仗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的冒险行动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及不能不为之喝彩”。有感于现实世界的黑暗，出于对现实的极力否定，他把边城人物的力与美、真与善放在了城市人的丑恶与糜烂、孱弱与病态的对立面，他在边城建立了一个完美的理想国。他希望在这个理想国里，人们能够像“竹”一样根能紧紧地连在一起。
二、“绿叶凄凄翠阴浮浮，柔也”⑥
《红楼梦》中潇湘馆斑竹点点泪千行，借斑竹的文化内蕴喻林黛玉的娇弱和凄苦的身世。然而在《边城》中的女儿形象即有竹的柔顺的美，有“竹”的忧郁的美，如翠翠那从未谋面的母亲，柔顺乖巧，以及“因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而得名的翠翠则柔顺得如黄麂。作为沈从文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性之一的翠翠，在作者的心灵里已是柔情与纯洁的化身，预示着过去，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忆和惋惜。这种潜藏在作者心灵深处的柔情是作者的心灵避难所，如竹林隐藏了阮籍一样，翠翠收留了沈从文，因此在作者处于精神迷狂状态时，他深情地呼唤着：“翠翠，你是在一零四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里想起我，在我死后还想起我?”⑦作为沈从文对纯情女性创作的中心意象，翠翠是纯洁而不受沾染的。
其一，质本洁来还洁去。翠翠是沈从文塑造的小家碧玉型的农家女孩之一，更是作者倾情打造的完美女性形象的代表人物。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是对少女纯真美的一种写照，当然也只能生存在作者的笔下，同样《三三》中的三三，其创作手法和对翠翠的塑造大类，翠翠可谓是作者在三三的创作基础上的延续。赵园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意识集中表现为他的以‘生命’学说的人生观”，因此沈从文感悟到“二十年来生者多成尘成土，死者在人生记忆中亦淡如烟雾，唯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的影响”⑧。在《老伴》中作者坦言翠翠取材于绒线铺的小女孩，翠翠的母亲与翠翠无论是在神情或是命运上都与绒线铺的女孩和她的女儿小翠都有相通性，现实与理想得以阡陌纵横。
其二，竹的忧郁。在绘画中，绿色是冷色调，渲染的是一种凄清而冰冷的世界，它在给人以隐蔽的同时也把人带入了冰冷的世界里。在《边城》里绿色不仅象征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把人物引入了一种不可知的命运的空间里，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漩涡，使读者感受其间的人生无常。在《边城》中“翠翠”其名从色泽上看就带有一种凄婉的色调。唐元稹诗云：“新篁才解箨，寒色已青葱。冉冉偏疑粉，萧萧渐引风。”新生之竹刚刚抽出新叶便已着上了寒色，犹如翠翠的命运。沈从文在创作中体现了强烈的男权主义思想，他刻画的女性即使是最自然的女子也是对男性的思想的依附，且他的强烈的宿命观也波及到了他的创作，人生无常的惆怅使得其笔下的人物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使得创作者自身的悲剧融入于人物当中，加之现实的困顿，让沈从文更体会到“世界虽极广大，人可总像近与一种宿命，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经验到他过去相熟的事情”⑨。作者强烈的宿命观主要体现在翠翠对看似被安排好的悲剧命运的顺从，而她却无从反抗，“……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无不取给于绿色，最终亦无不为绿色所困惑。”{10}作者唯美的浪漫主义思想与残酷的现实猛烈撞击的结果就是翠翠悲剧的命运。
三、“虚心而直无所隐蔽，忠也”{11}
竹高千尺不忘本，是竹对土地的忠心。竹的这一特征在《边城》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老船夫“他管船，管了五十年的船，尽过了责任――他死了啊!”他忠于职责，忠于对孙女的爱，忠于边城人对他的信任。由于作者对命运的不可知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使得老船夫这份出于好心的忠未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他自己死了，天保死了，傩送走了，翠翠的生活陷入了不可知。沈从文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启蒙者，但是他却找不到合适的启蒙的手段，派了老船夫这个带有奴性思维的人去开导一个更新的世界，最后不得不以悲剧收尾。
其次，竹的忠还体现在翠翠对傩送的爱情上面。傩送是第一个走进翠翠心里人，可由于少女羞涩的情怀她又逃避傩送的示爱。爷爷死了，最后在杨马兵的开导下她明白了自己的悲剧命运，翠翠仍旧守候着曾用歌声把她从睡梦里托起的那个人。
最后对历史使命的忠主要体现在傩送的身上。傩送是沈从文浓墨重写的人，在他的身上寄予了作者对湘西未来的希望。“何况青年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的重要。”{12}傩送天生就具有力与美的特性，他背负着湘西的未来，他的离去使得边城陷入了僵局，使得翠翠的未来无法预知，他的归来将是边城的希望，更是翠翠的希望。
四、“不孤根心挺耸，必相依以擢秀，义也”{13}
“义”是中国人情人性的一个浓缩点，带有浓重的江湖气息却是备受推崇。沈从文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文人，他骨子里的老庄气质使得他远离了主流文学，保持了一个作家应该具有的本真，他同他的支持者郁达夫一样逃离了主流文学，但是又不同于郁达夫的以入为退的方式，他把自己埋藏进了湘西的幻境里。他独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之认为：“人生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上生活。”{14}
顺顺的义气是中华传统善的体现，体现了作者对善和美的追求。“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15}顺顺的慷慨、豪爽以及救人于危难而不计回报是人性善的表现，这种善通过了江湖义气得以体现。
天保与傩送的兄弟义气是通过对翠翠的爱得以暗示。老船夫要天保走“马路”追求翠翠，傩送因在唱歌上要胜天保一筹，因此提出要帮哥哥唱歌，但天保拒绝了，要公平竞争，这是其一。当天保负气而下河时，傩送并未伺机到对岸去唱歌，而是等天保回来再一起去，这是其二。当傩送得不到翠翠的爱时选择了坐船下桃源县，这是一种气节的体现。
在《边城》中充当配角的杨马兵早年为翠翠的母亲唱歌却得不到回应，到如今却成了这孤雏的唯一的靠山，唯一信托人。这是历史对人物命运的调侃，也是对中华传统的义气之美的另一阐释。无论生活如何变，人无法逃脱的是命运的责难。
五、结语
在《边城》中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从不同侧面体现出了竹的多种含义。《边城》中人物的性格也是多样化的，但皆是朝着其对立面发展的。所谓“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当然，竹这一意象也体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逃避。《边城》中诸多情节的虚构，都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缺失的弥补。沈从文无法摆脱现实的桎梏，只好置身于市而逃于笔墨了。
① 范淑英，刘山花，杨宾:《中国风格――中国古代绘画欣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②⑥{11}{13} 转李:《文苑英华》，范淑英，刘山花，杨宾:《中国风格――中国古代绘画欣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③ 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④⑧ 沈从文:《<边城>题记》新题记.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第41页。
⑤{12} 沈从文:《湘西题记――沈从文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⑦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由启蒙向民间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页。
⑨ 沈从文:《老伴》，《沈从文作品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⑩ 沈从文:《绿》，《沈从文作品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4}{15} 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沈从文选集散文》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1页，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