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论书诗的艺术审美
导语：杜甫在其论书诗《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了“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著名的命题，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崇尚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倾向，以及追求自由、向往静心的审美情怀。
纵观唐代，作为诗歌发展的高峰时期，此时期的诗歌数量众多，水平很高，且题材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法在唐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各种书体都名家辈出，影响深远。为此，李泽厚先生说：“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久。书法和诗歌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论书诗如同一座桥梁，把诗歌和书法这两座高峰联系起来。“论书诗是指那些能够反映同时代的书法审美观念、折射书法创作思潮、透露书坛活动信息、以歌咏书法作为创作主题的诗歌。其中既包括纯粹评论书法之诗，亦包括那些虽是歌咏书家和文房四宝，内容却能涉及书法审美思想的诗歌。”唐朝以前，咏书论书多用辞赋的形式，从唐朝开始，以诗歌论书渐成风尚。 “诗圣”杜甫写的论书诗数量众多，影响深远，是唐代论书诗发展的重要人物。杜甫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歌，在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有一百余首涉及书法，形成了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在唐代论书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的观点，更是对唐代书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被书家奉为信条。
一、追求艺术的复古，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
作于大历元年春以后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当是体现杜甫艺术审美观的代表作品之一：
苍领乌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
陈仓石鼓又己讹，大小二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岂，中间作者绝不闻。
峰山之碑野火梵，枣木传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惜我李蔡不复得，吾甥手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末，骑曹蔡有邻。
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
八分一字直百全，蛟龙盘拿肉屈强。
吴郡张斯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
岂如吾甥不流宕，永相中郎丈人行。
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
我今衰老才力薄，潮呼潮乎奈法何。
杜甫在诗中极力赞颂和推崇李潮八分书，小篆书能直追秦汉，把李潮与前代李斯、蔡邕二位大家相并提，并用当时的八分书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来作陪宾。其中虽不能排除有答外甥李潮“求我歌”而作此歌诗的需要之因，但其真正的目的也是明显的，即推崇篆、八分。这是一种“复古”的倾向和主张。很明显，杜甫诗中对自苍领以来汉字历程的几度演变中的历代书家独钟李、蔡二位极擅小篆、八分书者，而对其他书家“绝不闻”，其原因已表达得相当直接，即当是书法观念这一根本性问题――小篆、八分乃秦、汉两代书体之正宗，与之相比，其间其后相继出现的章草、今草乃至盛唐突现的狂草，在老杜眼里虽然流宕雄壮，但已非正宗。因此，杜甫在诗中豪迈地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这一崇尚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审美尺度。
二、以瘦硬为美，探求静心与自由
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明确提出了他最为著名且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学观点――“书贵瘦硬方通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杜甫十分强调笔锋的力量，最欣赏“瘦硬”的风格。韦续《书品》言：张彪草书“如孤峰削成，藏筋露骨，与孙(过庭)、邬(丹)并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杜甫崇尚瘦硬，提倡骨力。那么，如何更好的理解杜甫诗中所说的“瘦硬”呢?可以认为，“指的是洗净铅华、骨气苍劲的力度美，书法要笔力坚实而不是软弱无骨，从而达到‘剑戟相向’、‘盘屈强’的效果。历代书家所讲究的执笔、行笔等方法， 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力的表达、美的创造，杜甫对于书法美学这一真谛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晋卫夫人《笔阵图》则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从诗歌到书法，从艺术到人生，杜甫都崇尚瘦硬，赞赏骨力。
历代书家都强调创作状态的静，如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蔡邕强调的就是创作状态的静，心浮气躁则不能创作出理想的作品。书圣王羲之亦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在王羲之看来，凝神静思也是创作的必备条件。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静心是创作的必然准备：“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对于创作者来说，这种心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它压抑了日常的实用态度和认知态度，使欲求与认知冲动得以迟缓;另一方面，它激活了审美感官感受力的敏锐性，使主体心理集中于对象外观，呈现出急切追求对象的摄取状态，与对象相互拥合的强烈意象。”静的目的不是陷入沉寂，而是排除干扰，为创作做准备。做好准备后创作者才能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的创作状态。早在汉代，蔡邕就指出了自由的创作状态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性：“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如果书法创作中没有不受羁绊的真情，没有创作的冲动，即使用最好的中山兔毫制成的毛笔，也无法取得最佳的'创作效果。因为真正的创作的冲动必须来自艺术家内心，“真挚强烈的情感是一种强大的创作动力，推动着创作主体积聚和调动各种机能因素，迅速进入激情澎湃、情绪高涨的创作境地。”童庆炳先生说：“文学创作常常需要作家进入自由的、无拘束的、兴之所至的创作心境之中，在这种心境中，作家的创作活力才能充分地被调动起来。”韩成武先生指出，“根据现存的文献资料，应该说，是杜甫首先揭示出‘创作心态宽松自由’这一艺术规律的。”因此韩成武先生将“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与“提出‘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等并列为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中指出，艺术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艺术家之所以有别于手工艺者，是因为艺术是自由的，而手工艺则“也可以叫做挣报酬的艺术。”他认为，“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达到了这一点，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工作)，这是本身就不愉快(痛苦)的一种事情，只是通过它的效果(例如报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而它是被强迫的。”只有抱有一种游戏的而非功利的态度，才能真正进入创作的自由王国，从而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这一点上，杜甫与康德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杜甫论书诗中涉及的“复古”、“自由”、“瘦硬”等艺术审美观点，对唐代诗歌内容题材的丰富性上，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时，也对中国书法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唐以后的书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