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诗史”性
导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人生逢乱世，大唐由盛转衰，兵戈扰攘，民不聊生，国家和民族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尽管诗人个人举步维艰，命运多舛，但是他有如圣哲巍然耸立在黑暗现实之中。他以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时刻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关心国道的兴衰、人民的苦难，把一腔忠诚孤愤都凝聚在其如椽巨笔之端，其诗歌不但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充满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自唐以来，杜诗被公认为“诗史”①，诗人被誉为“诗圣”，绝非过誉。“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贯的政治理想;“穷年忧黎元”，是诗人人生理想的核心; “济时肯杀身”，是诗人坚持的一贯精神。正因为这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诗人。
诗人理想中的政治蓝图是：“主将晓逆顺，元元归始终。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力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②但现实却与诗人的理想相悖：皇帝玄宗早已不是开元盛世之初有作为的唐明皇了，而是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昏聩腐朽的败国之君。朝政完全由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一些奸佞权臣、宦官、悍将把持。这些奸佞设藩镇、宠边将、改兵制、起宦官、嫉贤妒能、聚敛贪财，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空前尖锐，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玄宗仓惶出逃，造成了社会急剧动荡的万方多难的政治局面。
在这次大动乱的前夜，诗人踏上长安求仕的艰难旅途。天宝五年诗人来到了京师长安，准备参加玄宗的特科考试。但是，这次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操纵之下，以欺下瞒上的伎俩大搞政治骗局，没有一个人中选，杜甫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次落第，对于关心政治、爱国爱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接着，诗人的生活也达到穷困潦倒、挨饿受冻的地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③但穷困并没有吓住诗人。为了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甚至忍辱献诗韦济、张埴等权贵，以求援引提携，但毫无结果。天宝十年前后，又直接向唐玄宗献赋自荐，玄宗惊异诗人的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第二年“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④这时朝政已由杨国忠执政，诗人的自荐，依旧是泥牛入海。他怀着出仕从政的迫切愿望，在长安困守了十年。这时期诗人亲眼目睹了达官显贵的专横、贪婪，而荒淫昏聩的玄宗，一面开边扩土，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人民骨肉离散，田园荒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山万落生荆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另一面，加紧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造成千村万户“空村惟见鸟，落日未逢人”的破败景象。在贪官污吏巧取豪夺之下，人民的生活 临绝境，真所谓“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越是见到这一切，诗人越是希望有机会能一展鸿图，为国为民出把力。但是当朝廷任命他为河西县尉时，诗人又不愿做直接鞭挞百姓的官，固辞不受，后来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对于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诗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长安危急，皇帝携贵妃、大臣，向四川仓惶避窜。这时诗人回奉先携妻儿向白水避难。是年八月，诗人只身北上灵武去投奔新即位的肃宗李亨，以期报效朝廷。但诗人刚启程，就被叛军俘获，押送至沦陷的京师长安，一直在这里被囚困了八个多月。“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长安在燃烧; “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人民惨死，敌人在狂欢。诗人亲眼目睹了京师沦陷后的惨状、敌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亲身体验了国破家亡的哀痛。
至德二年肃宗迁驻凤翔，五月诗人为了报效国家，冒死从沦陷的长安，投奔肃宗的抗战政府，“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接任左拾遗后，决心忠于职守，促进中兴大业的完成。他积极推荐人才，使“识度清远”的岑参能够为朝廷所用。为救宰相房 罢相，他仗义执言，触怒了肃宗，多亏张镐营救，才免于刑狱，但为肃宗墨制放还 州，变相贬斥了他。如此等等，充分表现他忠公谋国的优良品质。
仕途的艰辛，生活的磨难考验了诗人;社会的动乱，民生的多艰，教育了诗人。杜甫拿起了现实主义的诗笔，把“安史之乱”前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内心的感受、对时局的看法等都写入了他诗章。诸如《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吏》《三别》《悲陈陶》《述怀》《丽人行》《兵车行》等。在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诗篇
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矛盾。诗人对安史叛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愤笔声讨;对酿成“安史之乱”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无情的揭露，谴责他们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行。笔锋所向，上至皇帝，下至后妃、贵戚、奸相、宦官、将帅，乃至贪官、暴吏，等等。正是这些“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轻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攀龙附凤势莫挡，天下尽化为侯王”的奸佞小人们，专横跋扈，趋炎附势，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破败不堪。诗人亲眼看到了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亲身经历了幼子“无食致夭折”的巨大悲痛，因此他更加理解人民的痛苦，更加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诗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问题：“彤庭所分帛，本处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子实不得吃，货讪送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道破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特征。残酷的压榨，使农民濒临绝境，对此诗人赋予极大的同情：“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正是通过对这些昏君、佞臣的口诛笔伐，诗人深刻揭示了国家动乱衰败的根源，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成为诗人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不久，洛阳、长安相继收复，肃宗驾幸长安。杜甫也携家小赶回京师，继续任职左拾遗。这时他本想在朝中发挥政治作用，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但终因房 罢相一事，被肃宗逐出京师，改任华州司功参军。这一打击，使其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了。为了生计，他弃官携家踏上了漂泊西南的旅途。“无食向乐土，无衣思南州”，最后到达四川成都。“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这几年，诗人陷贼，逃难，奔波迁移，饱尝忧患。政治上遭受冷遇，几次被贬谪，但诗人并没有忘情现实，脱离政治;反之，其政治热情却空前高涨，战乱、天灾、人祸，迫使他与人民一道流浪，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加贴近，诗人更希望人民不再碰到这种不幸。当自己的茅草屋为秋风吹破，屋漏雨打，居无定所之时，他更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能这样，诗人情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为民生奔走呼号，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一贯的。天旱时，他想到了“雨降不润物，良田起黄埃”;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他想到了“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诗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时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转，他却忧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农民，“敢为故林主，黎民犹未康。”就在诗人临终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缠身、生活无着之时，他还强忍病痛，拄着拐杖，沿着“右樵路”去一个小山村亲自造访比自己更苦的农民。诗人看到了“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一片残破荒凉景象。叛军余孽还没根除，各路藩将拥兵割据，诗人不禁大声疾呼：“谁能扣军门，下令减征赋?”但是，诗人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现实面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唐代宗大历五年，早已是重病缠身的诗人，在耳聋失听、周身不能转动的情况下，伏枕写成绝笔之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最后抒发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伟大而悲剧的一生。
纵观诗人的一生，他嫉恶怀柔肠，笔锋刺向国蠹民贼、外敌、悍盗、蒙上视听的宦官尤物，以及拥军叛乱的藩镇军阀，诗人总以“豺虎”隐喻揭露他们，把他们的丑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中。如 “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等等。他又“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始终关怀民生疾苦，一身忠贞正气义薄云天。这一切虽不为朝廷所纳，但诗人一腔孤愤，充塞天地，上射斗牛，与日月星辰一样辉映天地之间，真可谓：一腔君国，满眼江山。命运多舛，穷忧黎元。世上疮痍，笔底波澜。民生疾苦，诗中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