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
《登高》《蜀相》两诗，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菽》)，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弛回旋的。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肆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蜀相》首联用一设问句，突出诗人问路寻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可是步入祠堂，诗人不写殿宇高大、塑像凛凛，独独扣住那“映阶春草”“隔叶黄鹂”做足文章，字字写景，却又字字含情，可谓含蓄蕴藉，“别有深意在其间”。
“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不独是词，诗亦如此。《登高》《蜀相》语言形式的“顿挫”除了音节上的铿锵嘹亮，词句上的精练警策外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东方树《昭昧詹言》论《登高》章法：“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阖变化自如。正这是这种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登高》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蜀相》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之语概括诸葛武侯千秋功业，此为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点睛之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凡用顿挫，必不平直，从两诗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正可见杜诗运笔之顿挫风格。
拓展：杜甫的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