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官场讲真话的悲剧 黄庭坚

张东东

在北宋官场讲真话的悲剧 黄庭坚

  导语:在老百姓的眼中,黄庭坚是一位好官,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因为黄庭坚为了百姓们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而也正是因为黄庭坚的敢作敢为,讲真话的真品性,导致他的一生非常的坎坷。

  对于耿直善良的黄庭坚来说,离百姓越近,就越能从内心深处体恤百姓。当时,按照王安石的整体设计,朝廷推行了一项征收盐税的考核指标,各地可视具体情况决定税额多少。虽说征收税额的多少,随便你报,但结果要同你的年终考核挂钩。也就是说报的指标大、征收额度大,自己的官可能就越大,所以各地争先恐后“放卫星”。但黄庭坚就是一根筋,他不愿为了“放卫星”而让老百姓增加负担,就报的少收的也少,这样,地方百姓很开心,但“有关部门”不高兴,他不仅得罪了吹牛皮、“放卫星”的同僚,更是得罪了他的上司,所以,黄庭坚的仕途渺茫。可见,他是个生活在体制内、但思想却游离在体制外的官员。

  在朝廷眼里,黄庭坚收税成绩不彰,不是个能吏,还是发挥他的文学才能吧。于是,在神宗死去哲宗即位之后,朝廷一纸调令将黄庭坚调回京城,任命他为校书郎,专门负责编纂《神宗实录》。

  我们知道,写史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记录皇帝在位时的一言一行,更是难办。哪个人一生不做点犯浑的事情,更何况职业特点最容易犯浑的皇帝了。我一直怀疑司马迁的悲剧不在于他替兵败投降的李陵说情那么简单,说不定是因为他老爸司马谈或者他本人在写史的时候,实事求是地记录了一些汉朝皇帝的不堪,才惨遭宫刑的。所以,黄庭坚干了这个给皇帝修史的活,以他耿直的个性,倒霉只是迟早的事情。

  果然,因为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神宗“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遂被人视为大不敬之词,要他作出解释。黄庭坚会写诗,但天生不会说假话,他如实作答说“我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以后一直有人来查问此事,黄庭坚都照实回答,毫无惧色。

  黄庭坚没被砍头或宫刑,这充分体现了宋朝“文人政治”的优越性,这个体制虽然颇受非议,但对文人很优待,虽然有过如“乌台诗案”之类的文字狱,但没有砍过文人的头,更不会弄出惨绝人寰的宫刑。所以,因为“铁龙爪”事件,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被流放去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担心那地方山明水秀太舒服,于是又把他移至戎州,到了今天盛产五粮液的四川宜宾。

  有首歌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但这样励志的歌曲并不适合黄庭坚。今天看来,黄庭坚在仕途上的挫折,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道理。官场是个大熔炉,流血的仕途中,一个天真烂漫的“愣头青”最终会变成心机重重的“老油条”。清高耿直、为民请命的愤青,必然在官场上头破血流。这一点,晚清名臣曾国藩就是个鲜活的`例子。曾国藩早年也是个“二愣子”,在官场处处碰壁,动辄得咎。经过重重挫折,他才认识到,潜规则无处不在,你不“潜”别人,就得被别人“潜”,只有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在体制内顺风顺水。因此,所谓“和光同尘”只是同流合污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黄庭坚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潜规则”别人,更不愿被别人“潜规则”。他的人生轨迹早在七岁时已经规划好,“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在黄庭坚的眼里,大道不行时,与其追名逐利于庙堂之上,莫如骑牛漫游于江湖之间。他在《鹧鸪天》词中写道: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是他在酒桌上的答谢之作。“人生莫放酒杯干”是劝酒之辞。“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通俗地说就是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所以酒中自有欢乐,自有天地,应让杯中常有酒,应该长入酒中天。醉了又能如何?横起笛子对着风雨吹,头上插花倒戴帽,这些狂放不羁的行为,虽为时人之不耻,但是真实可爱的,这是一种放浪形骸的洒脱无羁。

  词的下阕则是黄庭坚的肺腑之言了。“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世风之颓如此,我只愿身体长健,多吃饭,活在当下,尽情享受眼前的快乐。最为大胆的是,“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世人冷眼看我,我不在乎,我像傲霜的寒菊,如空谷的幽兰,独自美丽。另外一层是,我冷眼俯视着这个可笑的世界,宛如“遗世独立”的隐者,时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还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