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引导语：《极花》的故事原型是在贾平凹的一个拾破烂的老乡家里发生的,贾平凹的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黄德海谈贾平凹小说《极花》。
隐喻，或者隐痛
——关于《极花》
文|黄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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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近十几年以来的小说，不是为即将消失的农村种种树起碑子，就是对世道人心的变化唱悲愤的阴歌。《极花》也不例外。这本新长篇，仍然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主题，有对农村颓败的哀惋，也有对城市化进程的质疑。
胡蝶被拐卖之前的行为，正是城市吸纳农村精华的缩影。这个来自农村、为供弟弟上学而不得不辍学的漂亮女孩，在跟母亲去城市收破烂不久，就被城市熏陶着，认同了城市的审美，一直自我暗示已经成了城市人，并自觉接受着城市的规训：“每日一有空就在镜前照，照我的脸，照我的高跟鞋，给镜说：城市人!城市人!”
落后对先进，贫穷对富有，时髦对土气，破败对繁华，衰朽不堪对奋进不已……如此情形，几乎是现下写及城市和农村有关的小说的通例。如此鲜明对照之下的农村和城市，农村人的向上冲动几乎只剩下了非常狭小的空间，或者如被诅咒般地艰难生活在农村，或者如被催赶般地涌进城市——即使他们将在城市里被挤压，被忽视，落得面目模糊。在《极花》里，关于城市和农村的对照，也不外是这种情形，只是连这样的情形，贾平凹也对城市吝啬着自己的笔墨，只把它作为一个吞噬农村的符号，此外并无多话。
与符号化的城市对应的农村，也就来到了危险之地，很容易成为粗暴、横蛮、落后、愚昧、凋敝、屈辱、穷困潦倒的代名词;或者与之相反，农村会被写成世外桃源、人间飞地，静谧、祥和、温暖、怡然自乐、与世无争。这样的乡村，不是人能够置身其中的所在，它们只是在书写中被命名的，一个拥有着农村外壳的奇怪称呼。这个被抽走了精神元素的单一乡村，隐含着一个作家不自觉的化约(reduce)冲动。这冲动会把精微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精神活动简化为某些单 一的元素，作为社会环境或时代演变的表征，而人在精神领域的活动，不过是论证某一问题的附带因素，“除了扮演一种角色以外，本身并无意义”。即便这冲动意 识到精神活动的意义，其意义也几乎只能是依附性的。
贾平凹几乎已经启动了化约冲动，似乎要不可避免地滑向前一种农村，“原定的《极花》是胡蝶只是要控诉”，控诉把她卖出去的人贩子，控诉愚昧的黑亮买回了她，控诉她多舛的命运，控诉她还没开始就似乎已经结束了的一生……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怎么写着写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与黑亮所生的'孩子——引按)，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
就这样，被贩卖的胡蝶既在贾平凹的掌握之中，又脱离了他的控制，几乎是夺过贾平凹的笔，写下了自己的命运。与此同时，这个用胡蝶口吻写成的小说，在摆脱了单纯的控诉之时，也把农村从粗暴横蛮的符号统驭中解脱出来，缓缓展现出其自身的精神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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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花》里那个叫做圪梁村的地方，贫穷，凋敝，仅堪温饱。可即便在胡蝶对抗性的观察之下，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运行，有着自己的精神维持体系，并有较为明显的层次。
这个村子里，最高的存在，是看不到的神，或者是某种被称为“天”的不可见之物。当年，寺庙里香火很盛，“村里人天旱了去祈雨，生病了去祷告，谁和谁闹了矛盾，争执不下，也都去寺庙里跪下发咒”。虽然后来寺庙糟了毁弃，但村里人吵架，实在委决不下，就要到寺庙的遗址上发咒，发了咒，要认账。村子里怪事频发，年长的老老爷便提议唱戏：“戏是要给神唱的，安顿下神了，神会保佑咱村子的。”瞎子在窑前仰头站着，老老爷说，“他敬天哩”。尽管瞎子并没有烧香，可“没烧香，看看天也是敬么”。
如此情形，我们称为天神敬畏也好，看成神道设教也罢，可就是因为这看不见的存在，形成了世间可见的禁忌和礼俗，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 也”。在圪梁村，“手的中指不能指天，指天要死娘舅;在大路上不能尿尿，尿尿会生下的孩子没屁眼;夜里出门要不停唾唾沫，鬼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唾沫;稀稠的饭吃过了都要舔碗，能吃的东西没吃进肚里都是浪费;去拜寿就拿粮食，这叫补粮，吃的粮多就是寿长，拿一斗也可拿一升也可，但要说给你补一石呀给咱活万年……”即使这些禁忌里有显而易见的生存窘迫，但自天、神而来的禁忌，也不折不扣地渗透其中：“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些禁忌和礼俗，形成了村人行事的基本底线，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这底线绝不能轻易穿过。
除了久远形成的禁忌和礼俗，在农村的精神维系上，还有掺杂了道教的儒家教导，并有巫作为调节。几乎是一村精神高点的老老爷，大约可以看做混杂道教的儒家教导化身，他能观星望气，倡导对天和神的敬，在自己种的葫芦上刻德字、孝字、仁字、和字等，村人遇到问题也会请他决断。老老爷是某种象征，他的话，虽然没有达到禁忌的程度，却也是不可轻易更改的礼俗的一部分，起着某种天或神的代言人作用，把村人的世间生活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的基本精神运行。
在禁忌、礼俗和老老爷的决断之间，还有巫的存在，小说里的巫，是会剪纸的麻子婶，甚至可以包括刻石的黑亮爹。胡蝶身心受到极度伤害，情绪极端低落，麻子婶来了，对她说：“你头痛那是鬼捏的了，我给你剪些花花，鬼就不上身了。”这些剪纸，可以招魂。胡蝶把麻子婶剪的小红人贴在窑壁上，“不知怎么， 我连打了三个喷嚏，就困得要命，眼皮子像涂了胶，一会儿粘住了，一会儿又粘住了，后来就趴在炕上睡着了”。黑亮爹会石匠活，因为村里光棍多，就有人让他做 石头女人，觉得有个石头女人放在门口，出门进门就不觉得孤单了。神奇的是，“有了石头女人，立春和刘全喜还真的有了媳妇，王保宗也有了媳妇”。大概是因为这神奇，当黑亮爹看到山体垮坍处像龇牙咧嘴的老虎口时，便说，“这是要吃咱啊”，于是主动请缨：“吆喝了几个人抬来了一块巨石要凿个狮子，让石狮子就在硷 畔上面对面地镇压老虎。”
拥有现代知识的人，大约会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些可笑——难道小纸人真的可以催眠?石头女人能招来真女人?石狮子可以带来好运?有些荒谬，没错，可是，在一个缺医少药，精神和物质生活一样贫瘠的地方，你有办法减轻人们的痛苦，安慰他们的心灵吗?如果没有，巫术或许就是最有效的——对胡蝶来说，麻子婶的小纸人帮她暂时缓解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对圪梁村的光棍们来说，石头女人给了他们轻微的心理安慰;对遭遇了山体垮坍事故的村民来说，石狮子起码可以减轻灾 难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这些安慰，有点隔靴搔痒，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在一片物质和精神的荒芜场里，这点似是而非的安慰，虽然少而小，毕竟炉存似火，聊胜于无吧。
不管是禁忌还是礼俗，还是掺杂了道教的儒家，或者是巫，其发生作用的人群，只能是真心服膺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人，比如黑亮的父亲和叔叔。黑亮爹为了瞎子弟弟的婚事，到石匠家学艺，却最终没能把石匠的傻女儿变成弟媳妇，因此瞎子弟弟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虽然是买来的儿媳妇，但黑亮爹绝不踏足胡蝶所在的窑洞，说话都不直接对她，而是间接暗示。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样的避嫌方式，杜绝了扒灰嫌疑，也是一种特殊的尊重。黑亮的瞎子叔叔更是谨慎有加。胡蝶临产，痛倒在地，需要瞎子叔叔抱上床：“瞎子就把我抱起来，他一对胳膊伸直，硬得如同铁棍，竟然是平端着，而自己却把脸侧到一边。”如此的自律，确实让人心生敬意，可是，农村的精神氛围真的如此完备、牢靠，村人真的如此矜持自守、善于自律?那农村岂不是一个精神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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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贾平凹早就明白，农村根本不是桃源，村人大多“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 “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这在《古炉》里确认的事实，贾平凹当然不会忘记，《极花》中的大多数村人，也正是这样的特征。只是这一次，贾平凹似乎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这个村里的人我越来越觉得像山林里的那些动物，有老虎狮子也有蜈蚣蛤蟆黄鼠狼子，更有着一群苍蝇蚊子。大的动物是沉默的，独来独往，神秘莫测，有攻击性，就像老老爷、村长、立春、三朵他们。而小的动物因为能力小又要争强斗胜，就身怀独技，要么能跑要么能咬要么能伪装要么有毒液，相互离不得又相互 见不得，这就像腊八、猴子、银来、半语子、王保宗、刘全喜他们。
这样一个几乎人与非人混杂的地方，向往城市的、被拐卖而来的胡蝶，要经过怎样的精神挣扎，才能说服自己留在这里，且证实自己并非人样子，仍是一个葆有尊严的人?紧急的精神治疗，是麻子婶的剪花催眠，更为缓慢而有力的，是对命运深怀不甘的认可：“这可能就是命运吗?咱们活该是这里的人吗?为什么就不能来这里呢?娘不是从村里到城市了吗，既然能从村到城，也就能来这里么。”这不是麻子婶的话的消极翻版吗：“我这一辈子用过三个男人，到头来一想，折腾 和不折腾一样的，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思考问题的方式一变，命运的残酷和苛刻，似乎就消散了，剩下的，几乎是可堪一过的人生。
把胡蝶的命运思考和麻子婶的话抽象到一定高度的，是老老爷的一段话：“啥事情看不透了，就拿看小事情来看大事情，天地再大都能归结到你一个人，再拿大事情来看小事情，你又是天又是地了么。”话说得有些不太好懂，似乎让人遇事反身，却又含含糊糊，但大义似乎可以明白：“人事讲不出道理。这世界不合 理……‘自然’(在《极花》里，这个自然，不妨置换为命运——引按)不讲道理，努力常是白费，结果往往和预期相反。”如此情势下，人“承认自然的威力又不 免咕咕叽叽。无可奈何又有时不服气。违反自然也出不了天地的包围”。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只要学着领会了这层意思，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命运了不是。
如果老老爷的话就是胡蝶接受的命运观，那这种命运观的顶部究竟如何呢?在这样的思路下，岂不是再糟糕的境遇，都可以在精神里化解——这既可以说 是人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又可以说是愚昧的信从。学会与自己的命运相处，并深思这相处本身，是一个人向上的标志(所谓“认识你自己”);而愚昧的信从，则会限制一个人的向上可能，变成某种低端的限度。我无法从小说目前的文字中断定胡蝶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也无从猜测贾平凹到底如何判定这一境况，只觉得，联系小说中的“在中国哪儿都一样”，似乎这境况是一个隐喻，隐喻着目前的中国社会，而隐喻的是向上抑或限定，却无从揣测。
不过，说是隐喻，仍然有个疑惑。胡蝶最终留在圪梁村，到底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和老老爷的说教，还是无法割舍自己的孩子，同样无法揣测，就像胡蝶对她母亲吼的——“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孩子却没了!”本能的母爱在这里占了上风。或许，《极花》不是个与社会有关的隐喻，它写下的，只是一个女人灾难性的命运——她陡遇变故，不得不挣扎于自我、亲情和孩子之间，最终，因为不可遏制的母性，只好把自我和亲情一起抛下，委身于对孩子无法割舍的爱。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足以称为一个关于女性的悲伤隐喻，只知道，这是一种人怎样用力也无法消除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