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商州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
贾平凹“商州小说”的地域文化特点是什么呢?如何从贾平凹“商州小说”了解其文化特征?
贾平凹，土生土长的商州人，挥之不去的“商州情结”、“独行侠”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当代文坛中极具创作个性而又最具争议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寻根”的道路上，他以“文化本位”的审美价值取向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浓郁商州地域文化特色的“商州小说”。其中，《古堡》以商州独特自然风貌的描写、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挖掘、神秘巫风土俗的再现以及方言土语的运用等，成为“商州小说”中最具地域文化特征的代表作品之一。
一.独特的自然风貌
商州，位于陕西南部，地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衔接地带，“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瘠贫，但异常美丽”[1]，是贾平凹生活了近20年的故乡。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故乡独特的自然风貌成了贾平凹小说创作的重要因子。在作品中，贾平凹“深情地把商州称作是‘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这里的树细而高长，向着天空拥挤，炊烟也被拉成一条直线，山里的悬崖险峻处则树木皆怪、枝叶错综，白云忽聚忽散、幽幽冥冥，有水则晶莹似玻璃，清澈见底……”[2]在“商州小说”中只要是提及乡村，他都会对该村的自然风貌作如此相近的描绘。例如《古堡》一开篇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典型的商州山地风貌：“商州东南多峰，××村便在天峰、地峰、人峰之间。三峰鼎立，夹一条白花花的庄河蛇行，庄河转弯抹角，万般作弄，硬使一峰归陕，一峰归豫，一峰归鄂……”[3]作者通过寥寥数笔就勾画出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故事发生地××村被三座山峰所包围，在客观上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再通过三峰的不同归属我们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三省交界处的闭塞小山村。而处于峰顶的古堡更是极具山地险峻特点，还有那古堡道观中的九仙树，因其古老而被村民奉为该村的风脉神树。这里透过奇树、奇峰以及神秘古堡的描写，不但为我们展示了商州独特的自然风貌，而且从侧面烘托了故事发生的文化氛围。正因为如此封闭、落后的环境才会形成村民落后、愚昧的意识，也才会出现改革过程中变革与守旧的矛盾冲突。最为有趣的是作品中作者以“蛇形”来比喻故事发生地××村的地形，以经常有麝、狼、狐、野兔等动物出没来描写该村独具特色的“野味”。透过这样的的描绘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传达出了与闭塞相对照的另一种文化信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也只有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作品才会围绕小说的中心事件——开矿事件，最终塑造出张老大这个顺应时代的改革者形象。
可见，贾平凹笔下对自然风貌“原生态”的描绘，并不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装饰或卖弄，相反，透过这些古朴甚至近乎纯粹的自然风貌呈现，它折射出的是饱含作家情感的商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
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商州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与商州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商州，地处秦岭南麓，自古便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期，该地区便是秦国和楚国相互鏖战的常发地，后来秦国凭借商鞅变法而迅速强大之后，秦王将该地区赐封给商鞅作为其封地。《古堡》中对商州地区历史的描述主要依靠一部《史记·商君列传》，细读作品可以发现作者将整篇《商君列传》都穿插进了小说，除了首尾两章之外，其余各章都有所涉及。首先在第二章中便以道士之口将《商君列传》中商鞅入秦前的部分故事讲述给孩子们听;第三章中是老道士吟诵老《商君列传》，全引其中商殃入秦为秦孝公赏识这部分的原文;第四章中是导演听老道士给小道士讲商殃故事，同时陈述商鞅变法的道理;第五章基本上是翻译原文，即老道士给老二、光小讲述商较变法时制定的各种法则;第六章中是《商君列传》中商殃在变法时惩处不法贵族至商殃死前部分的摘要;第七章为孩子们在田野中嬉戏，学老道士说商殃故事。作品通过穿插商鞅变法的故事，不仅预示着张老大带领村民致富改革的艰难，还暗示了张老大最后的悲剧结局。总而言之，作者通过这一部分史料的穿插，不但延伸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而且还增强了作品深刻的文化意蕴。
三.神秘的巫风土俗
自古楚地多尚巫。从小深受荆楚巫风影响的贾平凹，在其“商州小说”创作中随处可见巫风土俗等神秘文化的影子。例如作者在《古堡》中就精心构建了几个展示原始民俗的场景：第四章第四节中为轰赶阴霉气而做的“红场子”。受“麝”怪的影响，村民一直认为应该给矿洞做“红场子”仪式。“第一个进洞子的人就脱了外衣，用锅煤黑、桃红色研成水，在背上、肚皮上画了青龙、玄虎、朱雀，额头上又画了太阳、月亮，再用红布包了头，紧了腰带，列队进去。立即，洞内一人呐喊，十人呐喊，喊的字句不清，其实也没有字句，一尽声嘶力竭。待到喊到高潮时，锣鼓大作，唢呐齐鸣，那鞭炮就哔哔叭叭如炒豆一般。这时就见硝烟从洞口喷出来，声浪从洞口涌出来，小伙娃娃们就往洞里一窝蜂地钻，媳妇女子们却全捂了耳朵往后退，退不及，跌倒了，就有一只红鞋被人拾起，‘日’地一声从人头上飞过，落到场圈外去了……”[3]在挖矿前郑重、严肃地举行的“红场子”仪式明显是带有原始宗教文化色彩的。
《古堡》除了对“红场子”仪式有细致入微的描写外，第六章第二节对男人们在篝火边发狂般跳舞的描写更是具有奇幻性：“他们就跳起往日过会时祭神驱邪的巫舞。已经是寒冷的暮晚，他们全脱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帽子和包头巾，将那些废纸撕了条子，一条一条贴在脸上，举着钎子、镢头绕篝火堆跑。皆横眉竖眼，皆龇牙咧嘴，似神鬼附身，如痴如疯。旁边的人就使劲敲打铁器，发出‘嗨!嗨!’吼声。……”[3]这段堪称神来之笔的描写，虽然在表现上虚妄成分较浓，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其与远古的宗教仪式舞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作者对神秘荆楚巫风的书写以及对原始民俗的再现，不但从侧面衬托出了现实社会中改革的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州地域文化的当下意义。
四.方言土语的运用
在文学创作中，贾平凹始终认为“语言是第一的”，并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其作品《古堡》乃至“商州小说”对方言土语的运用，不但“不土”，反而让人感到生动、活泼，更具有表现的张力。
“老大提了十板响炮，又将河南那边的一个自乐班请来，……说是要在矿洞‘红场子’哩。……”“红场子”是商州方言中的专有名词，表示当地的一种特殊习俗。这里作者把“专有名词”创造性地运用于小说创作中，不仅突出了小说的亲和力，而且还彰显了小说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
“乱跳乱叫的村人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像是卸了套的牛，下了竿的猴，没了一丝力气。”这段话是作家从商州的顺口溜中演化而来的，“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它却刚健清新。”[4]
此外，《古堡》中方言土语的运用还体现在人物的言谈中。如“老大却狠狠地说：‘胡成精!后晌你去祖坟里，……’老二说：‘扛到这里来?干啥用场?’老大说：‘所有的洞都垮了，只有咱这个洞子还好……’老二惊得噎了半天，说道：‘你是疯了?……’老大：‘别人都穷着，你当着个财主，心里就安生吗?别人也能安生让你做财主吗?”中的“胡成精”“啥”，“洞子”，“噎”，“安生”等都是透着商州风味的地道方言。这些商州方言的运用，不但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还突显出了小说语言“本土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五.结语
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域中，不能不感受到地域文化的气息。作家的创作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贾平凹作为土生土长的商州人，其“商州小说”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表达了他难以割舍的“商州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州情结”更是承载了他“文化寻根”的审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