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高老庄
导语：《高老庄》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叙述了教授高子路携妻西夏回故里高老庄给父亲吊丧，于是与离婚未离家的子路的前妻菊娃、地板厂厂长王文龙、葡萄园主蔡老黑以及苏红等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书中写了大生命、大社会、大文化三个空间，又溶入最底层、最日常、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流程。
【内容梗概】
讲述了大学教授高子路回到高老庄与往昔故人之间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情感纠纷，体现了封闭守旧的环境所导致的人的退化和改革开放对人的改良。高老庄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村庄，据说那里的人是最为纯正的汉人，可是却偏偏矮小而粗俗，甚至一代不如一代，这些与高子路的妻子对村庄的退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高老庄是高子路的故乡，为了给父亲做三周年的祭奠，高子路同妻子西夏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原本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大学教授的他回到村子后，再次接触到旧的文化、旧的环境和旧的人群立刻使他回到了从前，开始变得保守、自私。此时的高老庄俨然成了一面魔镜，照出了高子路骨子里所固有的习惯，各种冲突和矛盾接踵而至。
【创作背景】
在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之交，中国内陆陷入改革困境与转型困境，深蓄已久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转入显性层面与频发劲发时期，人和社会将前往何方，改革前途何在，农村前景何在，民族前途又何在，作家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独立思考。在这一种世纪末情绪下，现时代之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人种困境、文化困境、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社会分化和溃败问题进行了整体观照，并体现出相当的深度与前瞻性。社会上网络上新闻媒体上热议的诸多焦点问题，或可一窥端倪，如崇拜下的政绩工程、基层政权的贪腐问题、权利与市场的奇异结合、现代企业与资源消耗的冲突、现代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贫富差异过大及其衍生物仇富行为、弱小的社会力量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之间的博弈与较量、传统社会道德基础被摧毁而新道德信仰未引进下的道德冷漠与堕落。
【作品赏析】
《高老庄》中画家西夏和大学教授高子路是一对恩爱夫妻，西夏随子路回子路的故乡高老庄给父亲过三周年祭日。在高老庄生活的日子里，温文尔雅、感情细腻的大学教授高子路逐渐暴露出背负官方和民间双重传统文化重负的知识分子的弱点：心胸狭窄，做事粘糊，缺乏勇气和魄力，遇事趋利避害，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而高老庄农民蔡老黑却逐渐让西夏领略到了“农民英雄”的魅力。他敢做敢为、敢爱敢恨、敢出乖露丑、敢承受失败，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给予他的粗犷、活力、勇气和胸怀最终赢得了西夏，使西夏宁可为了他滞留在高老庄，而让子路一人孤独伤心地返回省城。这些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几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及其各自的命运走向。西夏最初选择子路的原因虽然作品交待不多，但从菊娃(子路前妻)对子路离而不舍、苏红对子路有所倾心可以看出，她们共同倾心的是子路才学丰富、感情细敏、心地善良，这是民间和官方双重传统文化积极一面影响的结果，所以说，西夏最初选择的是子路身上的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一面。最后她宁可为了蔡老黑与子路闹崩，也不是她想抛弃因袭传统文化而致虚弱的子路，实在是她更想帮助代表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虽有多种弱点但却充满活力和勇气的蔡老黑。从子路这一面说，他选择离开西夏和高老庄，而且对着爹的坟哭着说：“我也许再也不回来了”，这说明，一方面，因袭了双重传统文化重负的他无法面对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那逼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自己身上已经烙印上的一切无能为力。如果说子路的前途让人感到担忧的话，那么西夏和蔡老黑的前途却让人不由得欢欣鼓舞。作品通过西夏最后为了帮助蔡老黑而不惜失去工作的态度表达了这样的文化含义：蔡老黑身上的来自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勇气、力量加上西夏身上精英文化的开阔的视野，以及他们所共同具有的正直、善良的品质，一定能使两种文化共同飞升到一个新的境界，那或许会成为一股改造中国现实，创造中国未来的了不起的力量。
在高老庄人眼中，命运的力量无所不在。高子路离异了菊娃，再娶了西夏，子路娘认定“这都是命”。菊娃也对高子路说:“咱俩走到这一步都是命，我现在信了命了。”蔡老黑这样的硬汉子在一旦经历一连串不如意的事之后，也感叹“实在是天要灭我哩么”。这说明在人的背后，一种个人力量无法控制的东西在主宰着人生。在大自然、社会面前，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微乎其微。在人与天即自然、社会的关系中，人既可以胜“天”，“天”亦可以胜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在人类还不能完全征服自然之前，人类势必受到“大自然的力”的左右。石头的画和迷胡叔的丑丑花鼓也是作品中体现浓厚的社会、人生哲理意味的意象。石头的.画“罗列人生种种，如吃饭，挖地，游水，打猎，械斗，结婚，生育等等，最后走进坟墓。埋人坟墓之后的`死人，又爬山，赶驴。人都是侏儒。”形象地再现了人的生命过程以及人的缺陷，寓哲理于平淡之中。迷胡叔唱的“人无三代富，清官不到头”，短短的十个字，却包含了无限的哲理意味，体现出浓重的历史感和苍凉感。俗话说:“三穷三富不得到老”。这是就单个人的一生而言的。说明人生命运无常，贫贱穷达难以自料，人的一生总要几经沉浮。放宽到一个家族而言，富贵荣华也不是不散的诞席。强盛的家族最终要走向衰败。强盛时，势不可待，衰败时，势不可挡，一个家族的命运也必然在几经衰荣的历史循环中受到前定。历史总是无情地与人类闹别扭，给人类留下的往往是悲哀。至于“清官不到头”溉蕴含有人生哲理，又包孕着社会哲理。清官首先要好人做，然而无论如何，清官却做不到头，结果不是被撤换，就是被杀头。历史上的清官往往没有好下场，他们的命运可悲可叹。从社会看，清官尽管为普通老百姓所拥戴，然而他们却不能为黑暗势力所容忍，他们的力量极其有限，在与邪恶的抗争中屡屡失败，成为悲壮的牺牲品。社会生活部是那样的复杂，正义的一方往往斗不过邪恶的一方，理性的力量往往被丑恶的黑暗现实所践踏，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多是在这样的一种非理智、非正义的状态下运转而来，使人类自身困惑不已。迷胡叔在许多高老庄人看来是疯子，实际上他却是最清醒的一个人，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有一种极其深邃的洞见。因此他的丑丑花鼓竟象远古歌谣那样沉重、苍凉、令人泣下石难怪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首苍凉的歌谣贯穿于整个小说之中，使整部小说都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它既是人生的悲凉，也是社会的悲凉。高老庄这一意象显示的第三层涵义，在于它从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展示了人类命运的他律性，特别是呈现了由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充满了哲理的睿智。这同时是一种深刻的人类意识，体现了人的自觉意识的进步，是主体意识高扬的结果。[4]
《高老庄》叙述从还乡始，离乡终，构成了一个显形的圆形结构。其间，又分别以子路和西夏为支点，进行了多重圆环形的亚叙事。作为主要的聚焦人物，高子路的双重身份带出小说叙事框架的两个圆：第一个圆是作为农民的子路，他的还乡与离乡;第二个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子路，他的离城和返城。这两个圆环环相套，彼此交错，填充着丰满着作品整个的大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子路在高老庄长大到考上大学才离开家。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审美爱好、价值判断都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他终生难以去掉的胎记，而他对于故乡又是带着知恩必报的虔诚之心。所以，子路一踏上高老庄的土地，就感到那样熟稔和亲切。他带着炫耀和自夸的口吻兴致勃勃地向西夏介绍家乡的地形风貌、千年古柏。在和堂兄弟们聊家常时，他自觉地把自己还原为高老庄的农民，那样本色、质朴。若不是他身边时时出现美丽现代的妻子西夏，你从外形和言谈举止上，都难以把他和周围的农民区分开来。这里既有树高千尺、不忘根本的赤子之情对他的理性约束，更有他天生就是一个高老庄人的天性流露。在为亡父做三周年祭日的事情上，他甚至带着感激之情听从顺善的布置安排，虔诚地按照乡俗礼节，做着每一项繁琐的事情。极尽人伦的责任和义务。在为南驴伯选墓址时，他耐心地“陪着阴阳师跑了一天”。选地形看风水，出钱出力，尽心尽责。他所受到的现代科学教育让位于血浓于水的亲情。农民哄抢太阳坡林子，子路知道“这是要犯法的”，但儒家的中庸之道使他只是劝兄弟不要去，“别人砍伐让别人砍伐去”，这样无力的劝阻自然没有人肯听他的，包括他的妻子。等第二天他知道了别人都砍了很多树时，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那种农民的占有欲被重新激活，他跃跃欲试地对妻子说：“我要是还是农民，我昨晚能弄回来个屋大梁，”农民砸抢地板厂是一起恶性事故，而子路却畏首畏尾，不敢挺身而出。他的犹豫软弱使他失去了村民们和西夏的信任，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矛盾和苦恼。面对排解不开的纷扰，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出逃，逃离高老庄。至此，贾平凹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重圆形叙事。与之相联系相重叠的还有第二个圆，这就是子路的第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