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散文及其文学史意义
导语：季羡林的散文观念和散文创作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在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季羡林因其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熟稔、对散文艺术性的重视以及对“真情”的强调,使其散文在内容上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在形式上表现出“语朴情醇”的艺术特征,从而具有东方神韵的美学风格。
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成就很高。其散文创作生涯长达八十余年, “从高中起就开始专写散文”,至今出版的散文集有《天竺心影》、《朗润集》、《万泉集》、《季羡林选集》、《季羡林散文集》、《季羡林散文全编》等。“季羡林笔下的几百篇散文足以支撑起使其成为一个散文家的地位”。在对季羡林散文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他纳入“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中进行分析,这种研究都未能发掘季羡林散文的真正价值;事实上,无论是散文观念还是散文创作,季羡林都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
艺术为本的散文观念
季羡林对散文有着特殊的偏爱,对散文有着不同于绝大多数人的看法和写法。季羡林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他批评“松散派”散文家的论调,明确反对在散文随笔创作中随意而写、任意而作。白话散文自产生以来,就深受西方随笔的影响,然而,季羡林认为蒙田等人的散文思想有余,艺术不足。在季羡林看来,“思想肤浅而低下,即使是真话,也不能感动人。思想必须是深而高,再济之以文采,这样才能感动人,影响人。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文采,因为,不管思想多么高深,多么正确,多么放之四海而皆准,多么超出流俗,仍然不能成为文学作品。”因此,季羡林认为蒙田与其说是一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季羡林说:“我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成其为文学作品,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一点艺术性,没有一点文采,结构不是变化多姿,节奏不是起伏有致,词句不是清新独到,蕴藉不是广博深厚,乏情感,少意境,欠神韵,那么,思想性再强,也不能成为文学作品,至少是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由此看来,季羡林对散文的艺术性是多么的重视,因此把季羡林的散文纳入强调思想性的“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往往是南辕北辙。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是季羡林对散文观念的重大贡献。季羡林在《漫谈散文》中提出:“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抒情的成分。”“真”与“情”在散文中是相互统一的,真就是真实,也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情就是真情,只有真情才能引起共鸣。季羡林多次阐释了这种观点,如:“我对散文提出来的标准是一个‘真’字,换句话说,就是必须有真感情,连叙事散文也必须‘真’,不能捏造,不能胡编。”季羡林对“真情”的重视,使他对虚伪夸饰的文风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绝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绝不下笔去写。”“真情”也是季羡林高尚人格的体现,季羡林对师友、亲情都是一片真心,在他的散文中处处可见。
在创作技巧上,季羡林重视“惨淡经营”。季羡林十分反感“松散派”的“散”与“随”,认为散文应该是“结构谨严”,在具体创作中,季羡林主张“惨淡经营”:“我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散文家,没有哪一个是‘散’的,是‘随’的。正相反,他们大都是在‘意匠惨淡经营中’,简练揣摩,煞费苦心,在文章结构和语言的选用上,狠下工夫。文章写成后,读起来虽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实际上其背后蕴藏着作者的一片匠心”。季羡林在《意匠惨淡经营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我自己是属于这一派。”⑩显然,“惨淡经营”体现的是作家的“匠心”,这种观点也正体现了季羡林对散文艺术性的重视。
季羡林倡导以写“身边琐事”反对“假、大、空”的文学。他说:“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真正好的散文。”{11}在写身边琐事时,作者的感情要真挚朴素,语言忌扭捏做作,这样才能感动读者,才能引起共鸣,“这样的文章能净化我们的感情,陶冶我们的性灵,小中有大,小中见大,平凡之中见真理,琐细之中见精神。”乐黛云对季羡林的“身边琐事”有过详细的解释:“所谓‘散’,就是漫谈身边琐事,泛论人情世局,随手拈来,什么都可以写;所谓‘似散’,就是并非‘真散’,而是‘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写重大事件而觉其重,那就没有了‘散’;状身边琐事而觉其轻,那就不是‘似散’而是真‘散’了。惟其是‘散’,所以能娓娓动听,逸趣横生;惟其不是‘真散’,所以能读罢掩卷,因小见大,余味无穷。”
季羡林的散文观念是他多年阅读与创作的经验积累,在对散文的认识上,季羡林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看法,能大胆提出问题、指出时弊。作为长者,季羡林对散文的发展有着殷切的期望,他告诫人们:“写散文虽然不能说是‘难于上青天’,但也绝非轻而易行,应当经过一番磨炼,下过一番苦功,才能有所成,决不可掉以轻心,率尔操觚。”
东方神韵的美学风格
季羡林的散文风格是其散文观念的完美体现。季羡林因其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熟稔、对散文艺术性的重视以及对“真情”的强调,使其散文在内容上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在形式上体现了语朴情醇的艺术风格,正所谓“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一句话,季羡林的散文保持着东方特有的神韵。
季羡林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虽然季羡林在散文中表现出豪放旷达、淡泊名利、以德报怨的道家情怀,但是他的散文更多地表现出儒家的济世精神,这主要体现在深沉的乡土情感和赤诚的爱国之心:心系土地,心忧祖国。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在何处,季羡林都心怀乡土、心念亲人,在散文中以一片赤诚之心表达对乡土与亲人的热爱。如《月是故乡明》中的“心飞向故里”,又如《听雨》表达了“恋乡”情结:“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季羡林是农民之子,正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一样,季羡林从不忌讳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他始终对农民和农村怀有深情,他即使身在城市也关心农民的收成,关心天气给农村带来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季羡林的散文中,母亲是一个崇高的形象,季羡林始终对母亲怀着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悔恨,如《母与子》表达了作者对母亲逝世的无尽悲哀与痛苦,同时表达了对农村妇女丧子的同情和怜悯。又如在《赋得永久的悔》中,季羡林几乎是撕肝裂胆地写道:“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了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这篇文章作于1994年,距离母亲去世已有六十余年,但季羡林仍是如此痛苦,可见母亲在季羡林心中是多么的崇高;季羡林生在孔孟之乡,深受儒家文化的陶冶,“不忘母恩”是他心中超越一般的信念,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季羡林年轻时外出求学是时代必然,但他始终惦念着母亲,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去世使季羡林未能尽孝,他的悲痛悔恨之情就更加深切了。再如《母与子》中的老妇人、《夜来香开花的时候》中的王妈,这些农村妇女同母亲一样,经历了一生的苦难,结局却异常凄惨,季羡林把这些农村妇女与母亲形象放置在一起,表达了对她们无限的同情和怜悯。
作为长年漂泊异乡的留学生,季羡林在国外既有凄清与孤独,又有对母亲和外祖母的无尽思念,季羡林的思乡之情是难以排遣的,爱国之情在思乡的基础上油然而生,如他在《海棠花》中写到:“乡思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在这垂尽的五月天,当自己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有这么一团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令人感到痛苦。同时我却又爱惜这一点乡思,欣赏这一点乡思。它使我想到: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但是现在它们却近在眼前。我离开它们的时间愈远,它们却离我愈近。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啊!”在季羡林心中,故乡与祖国是统一体,思乡与爱国也是统一的,思乡之切体现的是爱国之深,如《去故国》写道:“我真不愿意离开这祖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中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从乡思到爱国,是情感的升华。季羡林一生都关注着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他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写道:“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对亲人的思念,对农民的同情,对故乡的追忆,对祖国的忧思,都是真情的喷发,是一念之本心,体现的是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季羡林散文以真情为胜,尤其是那些思念母亲的散文,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他也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回环往复,万勿率意,切忌颟顸。”季羡林为后人奉献了一些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其在结构安排、意象与意境的构造以及语言的运用上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水平,与其艺术追求相得益彰。首先,季羡林在散文创作中讲究结构的安排。如早期散文《母与子》就以双线结构全文,明线表现作者在母亲去世后的寂寞与悲哀,暗线表现老妇人思念儿子时的悲苦与凄凉,结尾两条线索统一起来,突出“我们都是被厄运踏在脚下的苦人”。又如《夹竹桃》运用的是“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的结构方式。钟敬文认为:“文字再朴实不过,情感再真纯不过。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所谓“复调的散文”,季羡林的散文在结构意义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次,季羡林在散文创作中注意意象的选择与意境的构造。在季羡林笔下,枸杞树、海棠花、马缨花、夹竹桃、石竹花、二月兰等植物都寄托了作者特殊的情感,如在《二月兰》中,二月兰作为一种常见的野花,在季羡林心中却象征着一种人生哲学:它们“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无所谓悲与喜。在《春满燕园》中,作者铺排了燕园花事渐衰的意境,是为了时代春天的到来作铺垫。在《马缨花》中,作者构造了一幅孤寂凄凉的意境,是为了衬托马缨花给人以希望和光明。再次,季羡林散文的语言朴实精炼、庄重典雅,同时讲究韵律美与节奏感,季羡林曾经明确提出自己在散文语言上的追求:“理想的散文是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一方面,季羡林的散文语言朴实精炼,明白晓畅,不故作高深;同时季羡林古典文学修养深厚,在叙事抒情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妙语连珠,往往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无疑也增加了散文语言的庄重与典雅。另一方面,季羡林散文是真情的流露,为了配合情感的抒发,季羡林的散文语言往往体现出韵律美与节奏感。钟敬文对季羡林的散文语言极为推崇,他认为季羡林的散文语言达到了文学的最高境界:“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羡林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季羡林先生注重散文的艺术性,与周作人开创的“美文”观念一脉相承;在取材上倡导“身边琐事”,主张“以小见大”,也与林语堂的散文观念相似。然而,季羡林在散文创作中始终表现出一颗爱国之心,表达对时代与环境的关注,取材虽小,却心系土地,心忧天下,发挥了散文的社会功用,突破了“纯文学”观念的束缚,与鲁迅等人的散文创作重在社会功利作用具有继承关系,因此,季羡林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同时,季羡林在散文中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和具有自觉的东方神韵的古典美学追求,季羡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总的来说,现代与传统在季羡林先生的散文中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季羡林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