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印象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均有造诣，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季羡林
季羡林的免战牌
“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丁的这句话，一经马克思引用，便成为经典名言，因为它鼓舞了人们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乃至一意孤行。
季先生活到耄耋之年，愈活愈明白。明白之一，就是真理并非愈辨(辩)愈明。他曾举过两个辨与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毫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季先生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另一个例子取自《儒林外史》：“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季羡林总结：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辨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对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趋势，作出两点预测：一、“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此话一出，舆论大哗，支持者不乏其人，反对者尤其人数众多，声势浩大。季羡林郑重声明：他的上述看法，绝非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也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图一时的痛快，为受压迫的东方民族出一口气，而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
于是，大伙儿就等着看论战―――论战犹如打架，最能激发国人的看客心理―――谁知老先生一不商榷，二不反驳，而是高挂免战牌，上书三个大字“不争论”。
季先生说：“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季先生此举，使一干摩拳擦掌的反对派失望，也使众多翘首以待的看客失落，甚至包括某些支持者。以笔者的一位朋友为例，他是赞同先生的观点的，先生抛出“不争论”，他不以为然，认为是示人以弱，特地通过笔者向季老请缨，要求为季老的主张辩护。最终由于季老的阻拦，才偃旗息鼓了事。
“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内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证明他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你会觉得洋洋自得。但他呢?你会使他自惭，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
季羡林未必读过此公的著作，他只是从多年的经验教训中悟得：“如果……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堪谓与卡内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
季羡林的缺憾人生
季先生的《学海浮槎》记录了他中学生活的一个细节，少年的天真、活泼、顽皮，表现得充分无遗。假若季羡林能以这种心态度过他的青春岁月，呈现在我们今天面前的，将会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可惜，那是短暂的返璞归真。须知，这是在济南城，不是在老家官庄，这是寄身于叔父的家，不是依偎在自己父母的膝下，环境变了，季羡林的个性也随之发生改变。季羡林晚年总结，他说：从我小时候的作风看，我本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后来怎么就转成了内向呢?这个问题，过去从未细想，现在回顾在济南那段生活，忽然有所感触，也就顺便给它一个解答。我认为，“三字经”中有两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可以作为参考，古人说得对，“习”是能改造“性”的。我六岁离开父母，童心的发展在无形中受到了阻碍。试想，我能躺在一个父母之外的人的怀抱中，撒娇打滚吗?不，不能，这是难以想像的。叔父当然对我好，但他“望子成龙”，要求十分严格。课余除了抓学习，还是抓学习，偶尔有一点示爱，比如给我从乡下带回几只小兔，也让人感到距离，那种只能身感，不能言传的距离。说到婶母，我不能说她虐待我，那样说不真实;但在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歧视，在她可能是不经意，在我却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叔父有个女儿，我叫作秋妹的，她和我的待遇明显不一样。比如说，做衣服，有时就给她做，不给我做。偏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实事求是地说，拿一个母亲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叔婶，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话又说回来，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有大人的开通，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两件，我也许不放在心上，三件四件五件，经得多了，难免潜移默化，影响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以至性情。
季羡林的终生遗憾，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整整八年，他没有回家看望一次。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生女，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季羡林事后捶胸顿足，懊悔不迭，可以说，他一辈子浸泡在悔恨里。
终生遗憾，应该还有婚姻。且慢，季羡林在《寸草心》中，不是对妻子评价很高吗?请看他文章开头的叙述：“我因为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十八岁就结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话下。德华长我四岁。对我们家来说，她真正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辈子勤勤恳恳，有时候还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公公又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尔对我流露一点，我实在说不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妻子的为人，那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正因为这一点，季羡林对她十分敬重。敬重是一回事，疏离隔膜又是一回事。不信，再请看下列事实：季羡林1929年结婚，次年离家上清华，1934年毕业，回济南教书，1935年赴德，一去就是11个春秋。1946年回国，进北大，按说，他应该把家属接来同住的，那时一没有户口障碍，二没有经济之虞，但是―――他没有!公开的说法是“留在济南照顾叔叔”。谁都明白，这是托词。直到1962年，德华才迁来北京。算算看，从结婚到再度聚首，夫妻分居竟长达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