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教我治学做人

季羡林先生教我治学做人

　　季羡林先生是我的最后一个父辈。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有一个真心视为父辈的长者在身边，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可以犯错误，可以“童言无忌”。30年过去，先生就是这样，耳提面命，时而批评，时而表扬，带我一路走来!

　　我把比较文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完全是在先生的指引之下。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正在编撰，本来没有“比较文学”这个条目，先生坚持必须加上，并命我撰写。这就给了我一个全面研究这一学科的机会。我看了许多中外资料，请教了许多前辈，从此走上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归路。先生一再强调“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当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鼓励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先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中心，他是领导，我是跑腿的秘书。1985年，全国3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决定各出200元，联手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因为这是一个新学科，又是“全国”性学术组织，要获得批准，十分困难，最后先生亲自找了胡乔木同志和体改委，学会才成功地在深圳如期成立。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强调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就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自学会成立，先生担任创会会长以来，他一直关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成长。当发展初期，作家、作品之间的浅层比较铺天盖地之时，他强调首先要理清楚中国文学理论，因为世界上讲文学理论的，只有中国、印度、西欧能自成体系。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学理论的特色，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用比较文艺理论的研究来解决”。他不仅关注东方文学，而且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80年代就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多次得到先生的亲切指导;先生虽是学富五车，却从不固步自封，总是走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当美国青年汉学家梅维恒的新作《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刚问世，先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文学关系研究的.范例，赞扬他能提出崭新的解释，能找出新的联系，“有的联系简直近于石破天惊!”……中国比较文学就这样一步步沿着先生指引的道路前进。

　　20多年来，受到先生的熏陶，深深感到先生的人格包含着两方面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是不屈不饶的强猛的生命力，如先生在散文《二月兰》中所说，“二月兰一怒放，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每当读到这里，我就不禁想起鲁迅写的：“猛士出于人间”，“天地为之变色”，想起在各种逆境中巍然屹立的季羡林先生。另一方面，对于人世沧桑，先生又是那样淡然处之，真是“人淡如菊”。正如先生赞美的二月兰，“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先生曾在这开满了二月兰的湖滨，满怀深情地咏叹着那种淡定而美好的生活：“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只道是寻常!”他是多么怀念这样的寻常生活啊!

　　今天，先生终于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痛苦，也没有现代各种医疗器械的折磨!我总觉得先生会再回到他曾久住的朗润园，再与我为邻。我一定会在哪一个拐弯，哪一张长凳上与先生突然相遇!先生还会像从前一样对我谆谆教诲，和我随便聊天。先生将一直在我心中永驻，我立志永远以先生的治学和做人为榜样，至死不渝。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代表作品：《牛棚杂忆》《天竺心影》《朗润集》《留德十年》《病榻杂记》《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