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英国的生活

阿林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正儿八经的满族人,父亲是正红旗,母亲是正黄旗。1899年2月3日,老舍降生在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一个姓舒的平民家庭,那天恰好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第二天正好又是立春,所以家人图个喜庆,取名“庆春”。

  满人在大清可是皇朝贵胄,可惜老舍生不逢时,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只能用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来形容了。“庆春”这么个吉利的名字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好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保卫皇城的护军,在巷战中阵亡;十多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大清帝国也灭亡了,所以老舍在自传中说“三岁无父,十岁无君”,跟寡母、哥哥还有一个同样是寡妇的姑母艰难度日,八岁那年,得到一位刘大叔(刘寿绵,1925年出家,即宗月大师)的资助入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小学,与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同班。以老舍清贫的家境,是没有能力上大学的,当时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宿费、膳费也免,于是,上了半年中学的老舍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老舍的文章写得漂亮,又是一个很能办事的人,所以师范毕业后被委任为北京公立第17小学的校长,那是1918年,老舍刚刚20岁。由于成绩突出,两年后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1922年,又被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聘为南开中学中学部教员,1924年夏天,经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推荐,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就这样,老舍来到了英国。

  在老舍为时不长的国外生活中,五年的英伦经历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在英国,老舍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西方文化,并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感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都是在英国完成寄到国内发表的,笔名老舍也是在那个时候首次使用的。因此,归国前的老舍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扬了,但是,跟那些拿着官费来读书的留学生不同,他必须靠自己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生活中的寂寞、独处异乡的种种不习惯再加上伦敦大学菲薄的待遇,让老舍的五年英国生活非常不愉快。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部是一个小单位,只有四个教职员,头儿就是曾做过宣统皇帝老师的庄士敦。庄士敦本来在英租界威海卫当文员,后来经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介绍进入紫禁城,成了皇帝的教师爷。一个老外能教中国皇帝英文,不算什么能耐,却是一种值得让人羡慕的资历,也就成了以后向上升的资本。所以,这个庄士敦,虽然中文水平一般,据说连中文报纸都看不来,更别说经史子集了,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了伦敦大学的中文教授。以老舍北京人的地道中国话和扎实的国学根底,在这么个半吊子下面做事本来就够憋屈的,更何况这个庄士敦还假充内行,装腔作势地对老舍的讲授计划指手画脚,老舍的怨气就可想而知。

  老舍虽然是被伦敦大学邀请来授课的,待遇却低得可怜。那时一个平常家境的大学生每年要花300英镑,牛津、剑桥的学生可能会用400—600英镑,老舍的年薪只有350英镑,英国人精打细算的本领可谓高明。这350英镑,除了安排自己的生活,老舍还得把其中一部分寄给老母亲和寡居的姑母、不争气的'哥哥维持生活,这样,老舍数着铜子过日子,非常窘迫。据当时跟老舍来往密切的留英学生宁恩承回忆:“一套毕几青色洋服冬夏长青不换,屁股上磨得发亮,两袖头发光,胳膊肘上更亮闪闪的,四季无论寒暑只此一套,并无夹带。”穿着这样的衣服给大学生授课,虽有点难为情,不过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有处之泰然了。

  伦敦大学并未给老舍提供住宅,他只能自己找房子。当时的留学生为了省钱,大多数住学生公寓,房东一般都是老太太或者老姑娘,她们的生意算盘拨拉的震天响,拼命从学生身上挤油水。以老舍的经济能力,只能住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学生公寓了。而反观当时国内的大学老师,生活条件之优越舒适,老舍简直望尘莫及。教授的薪金一般在500左右,是一个普通工役的几十倍,相当于现在的2—3万元,而住所更是高级。萧公权回忆任教燕京大学时说:“我们这一进的正房坐北面南,一排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当中有一个约四丈见方的院子。此外还有浴室、厨房、男仆卧室各一间。我们一家大小四口,加上男女仆各一人,住在里面,绰有余地。我把西边的厢房用作书斋。窗外古藤一架,西府海棠两株,把这三间小屋点缀成读书的胜地。学校早已装设了电话、点灯、自来水、抽水马桶等设备。这样一来,我们的寓所便有‘中体西用’的妙用。”虽然,老舍是讲师待遇,但如果在国内的话,也要比英国强得多。不过,那个时候的老舍是没有资格在国内大学授课的,因为他没有放过洋,没有博士学位,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半大小子。

  英国是岛国,四季阴冷,国人来后很不适应。加上英国人喜欢摆绅士的架子,很有点自恋式的故步自封,没有熟人的正式介绍,一般不大愿意和人说话。不过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比较强,守法、讲理,这一点给老舍的印象比较好。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发达的英国毕竟是个商业社会,没有钱是要让人瞧不起的,老舍屡受困扰和刺激,有一个周末,公寓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老舍。公寓的服务人员是个年轻姑娘,就因为老舍一个人在而不能“放假”,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如果你也走了,我出去逛逛或者跟男朋友约会岂不是很好!老舍也很不安,午饭后,他说:“晚饭我不来吃了,我上街。”那个女服务员冷冷一笑:“Marvelous!”一顿奚落,把老舍噎得瞠目结舌,后来几次跟朋友聊天大骂英国人没有人性。诸如此类的不愉快,老舍深感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无情,印象颇不佳。他把这种愤懑化解在小说中,对英国人薄情的讽刺毫不留情面。并在自传里说:”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也就不奇怪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到英国,最不习惯的是饮食,淡而无味,尤其是老舍的日子又那么拮据,把胃吃坏是很正常的,“我的胃病应该由英国人负责”。穷人自有对付贫病的法子,老舍发明了一种治疗胃病的特效药:一碗汤面。可惜,身无长财的老舍连吃一碗汤面的福气都不常有,所以,胃病也就越来越厉害了。

  与来英留学的那些天之骄子相比,老舍每每慨叹:“你们各有专长,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贩卖大官话或者是一条活路”。正赶上胡适一帮人搞文学革命,老舍就决定多写小说,靠版税为生:“情况好的时候,买得起火车票,可以和二三好友到杭州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再像我们这样,泛论天下大事,就是最理想了。”因此,老舍在英国,除了教书外,就成天泡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欧洲文学著作。这对他一生的创作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可惜,这样梦一般的美好日子老舍从来没有享受到过。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老舍不幸是中国人,而且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多,但都是穷人,都是不识字的穷人,识字的、买得起书的未必买,买了也未必看,中国养活不了作家,他们注定只能在那个时代漩涡中扎挣。而且又逢着国破家亡的时候。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抗日,然后又是国共内战,一波一波的仗粉碎了老舍的“西湖走走,喝几杯酒,聊聊天”的梦。尤其是抗战胜利之后,随着战争而来的社会病:贪腐、道德败坏、贫富悬殊等等,在英时的不愉快加深了老舍的印象:资本主义并非十全十美,一定要铲除不平等现象。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当时的英国正是“费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以拉斯基为首的英国工党政治思潮蓬勃发展,而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恰好是英国式*的渊薮,照常理来讲,老舍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因此,性格公允的老舍越来越激进:“对国事的失望,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失望之后,想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一个完全没有理想的人,能在粪堆上找粮食;一个真有理想的人根本不将就粪堆。只有半瓶子醋的人想维持这粪堆而去劝告苍蝇:‘这儿不卫生!’我居然去劝告苍蝇了。”于是曾经对国民抱有很大希望的老舍,终于决定放弃这个粪堆,帮人打扫卫生进入革命者的行列了。

  不过,老舍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留学过,没有接受知识层面的有关自由和民主的学理,但亲历过“五四”,自由、民主的追求已在心中扎了根,在数十年的国内民主运动中,这种观念更是牢不可破,更何况他还有五年的英国生活和美国讲学的经历。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国外生活的经历,它会将一个人关于自由、民主的观念与现实一一印证,民主的真谛不在书本上,而是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讲,老舍更加尊重创作自由,依着事实说话。

  所以,即使他已决定帮人清理这个“粪堆”,但与主持者无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上都有着很大不同,他总想在工作中保持那么一点点独立性。“譬如说革命吧,青年们只要有点知识,有点血气,哪个甘于落后?可是,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像一座雕像那么完美……天下没有这么完全的人。艺术的描写容许夸大,但把一个他写成天使一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由猴子变来的,便过于骗人了。”这是老舍的看法,他始终贴着历史行走,而且希望用自己的步伐迈出每一步。可惜的是,建国后的情势并不允许老舍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他也搞不懂是自愿还是“形势比人强”的非自愿,反正一点一点的,逐渐跟着别人走了,尽管心里总觉得隐隐有些不妥,所以这种“跟别人走”的效果也就在两可之间。到了最后,终于跟不上了,就投了颐和园的昆明湖。这一次,老舍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走的。不过,是最后一步,却又是惊心动魄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