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老舍

秦风学

趣味老舍

  老舍的文学语言通俗简易,朴实无华,幽默诙谐,具有较强的北京韵味。

  2009年2月3日,是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这位素有“人民艺术家”之称的老先生,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那些读之令人唇齿留香的“京味儿”十足的文字作品。当我们忆及老舍先生,他仿佛离开并未太久,仿佛仍旧活在北京城的丰蛊胡同里,活在他的“丹柿小院”里。他活得实在、鲜明、有情趣、有韵味,她活在每一个细节里。想起“老舍”两个字,就如同听见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就如同品尝了一口浓郁的花茶,这就是老舍先生的人格魅力。

  老舍是个苦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幽默才能,也许只有贫苦的人才真正懂得“苦中作乐”的窍门吧。老舍40岁时曾写了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大抵能概括他的品性: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垒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老舍一岁半的时候,作为保护皇城的旗兵的父亲就死在了八国联军的炮火下,他对于父亲的记忆力几乎没有。老舍自己说,他的性格和处世方式大都承继了母亲,他的爱干净、勤劳、诚恳、坚忍不拔,都是从小就从母亲那里学到的。

  交游广阔――老舍的朋友们

  大文豪苏东坡曾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无一个不好人。”老舍在这方面跟他有一拼。

  老舍爱画,也就爱和画家来往,和他结交的画家当中,北方的有徐悲鸿、齐白石、溥雪斋、于非瘩、陈半丁、李可染、叶浅予,南方的有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丰子恺、关山月、关良。

  不单与这些名家成为好友,对于那些尚未成名的画家,老舍也是极尊重的。老舍患有坐骨神经痛症,腿脚不便,但是每次大小美术展览会他必到,还要当场自己掏钱买画,而且专找还没订出去的画或者少有人订的画。他愿意让每个人都不受到冷淡,他愿意让每位画家的劳动都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些被他买下的画,当场被标一个小红纸条,上面写着“老舍订”。

  解放初,许多北京的国画家尚未被安排工作,生活比较窘迫,他们常常拿些自己的作品来让老舍欣赏挑选。老舍绝不让他们扫兴而归,总要高高兴兴地留下一两幅,而且一定立即付稿酬。于是,一时间老舍家中国画家们络绎不绝。到春节,老舍必定精心拟一份名单,然后自己出钱,分成一份一份,用红纸包好,让家人按名单给画家们一一送去。后来,老舍以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帮助这批画家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开办了作品展销门市部。最后,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在1957年成立了国家正式兴办的美术创作机构――北京中国画院,老画家们纷纷走上了固定的工作岗位。

  老舍还有一大帮戏剧界和曲艺界的朋友。

  老舍和四大名旦、名净郝寿臣、名须马连良都是好友,来往甚密。老舍对他们的艺术造诣很推崇,多次在青年文学工作者面前以他们严肃对待艺术的态度、过硬的基础功夫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为例,讲解文艺上相通的规律。有一次,老舍和梅兰芳一同出国,主动要球和梅兰芳同住一屋。两位老人,彼此照应,互相搀扶,形影不离。外国记者向梅博士约稿,老舍替他开夜车,一夜赶出两篇来。

  老舍要写作,便走出去体验生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在写话剧《女店员》时,到店里体验生活,一进店就和店员们、大妈们打成一片。1950年写《龙须沟》时,他来到当时又脏又臭的龙须沟,向当地居民嘘寒问暖。于是之曾说老舍的剧本越挖越深,没有尽头。如果没有生活体验,光靠一招一式演不了老舍的戏。老舍还曾指点在剧中演坏人的演员,演坏人要演出坏人不认为自己坏,使演员深受启发,老舍先生刻画出了这种人的灵魂。

  无心插柳――老舍的趣味收藏

  老舍收藏小珍宝起步很晚,是他50岁以后的事情。他的收藏原则很有个性。收与不收,全凭自己的喜好,并不管它们的文物价值。自己看着顺眼,喜欢它,就买下来,也许上面有裂纹,或者残缺了一角,很不值钱。对于这种有毛病的东西,除非很古老,文物专家们是不屑一顾的。老舍可不管这些,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它们。“瞧!这一笔红釉子,多自然,多好看!”冲这笔红釉子,他就买下了那个瓷盘。而古董商们和行家们却绝不是这样。他们看一个古瓷盘,先翻过来看看盘底的标记,是万历年间。还是康熙年间,其次看看是否有残缺,然后才点头,或者摇头,说这个“值”或者“不值”。

  老舍的老朋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物家郑振铎先生有一回仔细地看了老舍陈列在自己客厅里的小摆陵:青花瓷碗、陶俑、变窑瓶等等,一边看一边摇头,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不为所动,他电轻轻地回答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对笑了半天。

  老舍喜欢折扇,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之外,他更看重它丰富多彩的艺术含量。折扇是个妙物,正面能画,反面能写,集画、诗、书法、篆刻于一体。扇骨也自有许多讲究,材料各异不用说,还是雕刻艺术家们大显身手的好对象。

  清末民初京剧舞台上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的名气极大,然而,知道他们之中多数都能画一手好画的'人却非常之少,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也很难找到。这使老舍很兴奋,如果能收集一套名伶们的扇面,岂不有绝大的文物价值?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系列!四大名旦――梅、程、尚、苟四位先生都会画,可是老舍并不向他们求画,他自己去收集,费很大的劲儿去淘换,这是乐趣!然后,出其不意,向表演大师本人出示这些作品,看着他们惊讶的样子,老舍那份得意就甭提了。而且因为这个,他们之间的友谊又加深了好多。梅兰芳的琴师有一次赠给老舍一把梅先生画的扇子。琴师说这把扇子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很有纪念意义。原来,梅先生演《晴雯撕扇》时,必在上台之前,亲笔精心画一张扇面,装上扇骨,带到台上表演,然后当场撕掉。演一次,画一次,撕一次,成了规律。这位琴师后来索性等散了戏偷偷地把撕掉的扇子捡回来,请裱画师想办法贴好,送给老舍的那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老舍大为感动,他为琴师的细心体贴入微而感动,更为梅先生在艺术上的一丝不苟而赞叹不已。老舍多次向朋友们出示这把扇子,当然,还要动情地讲述梅先生画扇面的故事。后来,老舍还不止一次地在演讲里引用这个例子,他高度

  评价梅先生的认真勤奋。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收集,老舍先生收藏了一百多位名伶的扇子。其中有王瑶卿、汪桂芬、陈德霖、奚啸伯、裘盛戎、叶盛兰、钱金福、姜妙香、俞振飞、侯喜瑞、李桂春、金仲仁、韩世昌、红豆馆主等,足够开一个名伶扇画展。老舍晚年的一大爱好便是请他的文学朋友们来家中观看这些扇子,作家朋友们也把参观当成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在一篇叫《恋》的短篇小说里,老舍这么写道:“在北平的琉璃厂,我们都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人。第一种是规规矩矩,谨谨慎慎,与常人无异的。他们假若有一点异干常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喜欢收藏字画、铜器或图章什么的。这些人大致都有点常识。他们手中,有了余钱,便花费在使他们心中喜悦而又增加一些风雅的东西上,第二种人便不是这样了。他们收藏,可也贩卖。他们看着似乎风雅,可是心中却与商人没什么差别。他们的收藏差不多等于囤积。”

  老舍很注意收集文人们留下的东西。他藏有一块砚台,不大,长14厘米,宽9厘米,厚2.5厘米,前方有两厘米长的坡形水池,四周有小边,如此而已。可是,装砚台的盒子相当讲究,有底,有盖,红木,盖上镶嵌着一只玉螃蟹。有乒乓球那么大,看这盒子就知道砚台一定有点来头。果然,在砚台的左侧立面上有七个篆字:笠翁李渔书画砚。

  国内外有不少专家研究李渔,可是,谁也没有发现过李渔用的任何一件实物,大家苦苦搜索,一无所获。老舍所藏李渔书画砚是怎么来的,已不可考,只知道是1949年以后收藏的。老舍生前也未出示过,所知者甚少。老舍去世后此砚陂抄走,后来又归还,在抄和还的过程都未引起注意。近两年,有专家在老舍故居看见了它,惊呼:“这是唯一的!”并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李渔的专家极想一览其风采,急着要做拓片。

  妙趣横生――老舍的幽默才能

  老舍的幽默不难从他的散文中看出,在生活中这位文学大家更是将诙谐幽默的人生哲理发挥得不遗余力。

  有个剧团演了一出自己编排的戏,政治意义很强,艺术水平一般,可某些官方人士却捧得极高。在一次会议上,剧作者非要请老舍先生公开发表点意见。老舍说:“我这人是写小说的,说笑话行,不会提意见。我给大家说个笑话吧!”他说有个唱花脸的演员,因为戏唱得太糟,一上台观众就喊倒好,剧团只好解雇他。可是他自己却没唱够,便提出条件说:“叫我走可以,把行头和李逵的斧子让我带走,我回家自己唱去。”从此,他天天在家里唱,唱了没几天,派出所警察来找他了,警察说:“你的街坊邻居来派出所告状,说你这戏唱得四邻不安,你停了吧。”这个人只能穿上行头,拿了斧子到城外山沟里去唱。在这里唱是没人管了,可也没人听。这多少有点扫兴。这天他正唱着,从山上下来一个打柴的,背着柴火正迎面向他走来。他对打柴的说:“你想死,你就往前走,要想活下来,就坐下来听我唱戏。”打柴的说:“这好办,我正爱听戏,您就唱吧。”这下他高兴了,连唱带比划,非常投入。谁知他正唱到得意处,打柴的哭着叫道:“先生,我看你还是杀死我吧!”

  说到这儿,全场一片笑声。等大家笑完了,老舍补充了一句:“作品好不好,群众自有公平评价。”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1934年12月,《论语》半月刊连载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第九节,校样打出后,文尾尚余空白一处,老舍见状,遂提笔在空白处为自己的作品撰写广告一则――“《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以为补白。主编人林语堂过目,莞尔一笑,签字付印。除此之外,老舍还有许多自撰的、妙趣盎然的广告:

  《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

  《赶集》是本短篇小说集,并不去赶集。

  《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

  《小坡的生日》是本童话,又不大像童话。

  《二马》又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

  《赵子日》也是本小说。

  《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上任》写山大王拜访侦探长。

  《牺牲》写美国式的牺牲法。

  《柳屯的》是一种女权的膨胀。

  《末一块钱》写都市的晚间,少年的末路。

  《老年的浪漫》写为儿子娶还是为自己娶。

  《毛毛虫》写新时代的一种诅咒。

  《善人》从私生活上看一位女善人。

  《邻居们》写不打不成相识。

  《月牙儿》写一个个穷女子的生活。

  《阳光》写一个阔女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