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福昌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皇室后裔家庭，少年时才能出众，以远大自期，但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只靠荫举做了一个职掌祭礼的从九品官奉礼郎，不久便称病辞归故里，死时年仅27岁。
晚唐诗人杜牧曾经在《李贺集序》中评价他的诗：“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邱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怪荒诞也。”可以说，这几句话准确概括出了李诗的特点。
众所周知，李贺的诗歌有凄艳诡激的一面，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观，创造了一种阴森幽冷、恐怖荒诞的意趣。笔者在这里主要是想浅谈一下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李贺诗歌的独特性历来就不乏学者研究，像王锡礼先生在《李长吉评传》中就说出了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但随着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新的思想和观念层出不穷，对学术方面也产生了影响，以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今天看来，存在一些局限。本文试图结合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再做一下简单的分析。
1、感伤的内容
翻开李贺诗集，那奇特的话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李贺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悲剧特色的。而其中的悲剧对象，无所不包。从主观的人，到客观的事物，凡是世间所有，在李贺的笔下都有其悲的一面。李贺超越了传统的写悲的对象，从人扩大到了万事万物。李贺以前的诗人中也有写悲的对象是物的，但是在诗中能大量运用的李贺可算是第一人。
他不会进行空洞的心理描写，只是以景抒情，用外物来写内心的悲苦，从而达到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如《南园》其六：“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其中的“哭”字，就是明显的感伤之字，但诗中哭的主角不是作者，而是“文章”这种无生命的东西。好文章没有人懂得欣赏，文章在哭，而实际上却是作者对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伤。《梦天》中“老兔寒蟾泣天色，玉楼半开壁斜白”，《蜀国弦》中“惊石坠猿哀，行云愁半岭”等等都是这样的写法。李贺的诗，写马有“悲啼”、“泣”;写鸟有“嘤”、“啼”;写花有“泣露”、“啼脉”。这些修饰成分和被修饰者结合在一起，突出了凄怨情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整个李贺诗集的诗歌，创造了众多的哭泣愁怨情态的意象，可见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内心始终在悲凄苦闷中煎熬和挣扎。这些感伤的内容，构成了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一个方面。
2、感伤的字眼
擅于使用感伤的字眼，可以说是李贺诗歌独特的标志。王思任在《昌谷诗解序》中指出“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启刻，法当夭乏。”李嘉言也在《李贺与晚唐》中说道：“很明显的一点就是爱用惊人的字眼与句法，如腥、泻、惨、死、古、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李贺有一句诗：“惊石坠猿哀，竹云愁半岭。”在陡峭的山崖上，听到了猿猴不慎失足掉下山崖的惨叫声。浓密的竹林上方的云，覆盖了大半个山岭，让人觉得整个山都是悲的、愁的。相似的场景，“诗仙”李白却写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李贺在诗中大量使用这些感伤的字眼，奠定了他在唐诗史上的地位，也让他赢得了“诗鬼”的称号。这些冷艳、幽森的字眼，可以说是李贺主观的结果。
李贺喜欢苦吟，对用字要求极为严格，在其苦吟的大多数诗歌中，苦吟变成了吟苦，其诗主要用来诉说自己的悲。这些感伤的字眼可谓“一字一血，一字千精”，这其中不仅包括悲凄、伤感之意，也包括了孤独、阴郁、寂寥等暗色调的情感。这种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前面已举了几例，这里我们再通过其诗歌来看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苏小小墓》中“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一个“幽”一个“啼”顿时将整个诗的基调拉到了悲伤的边缘，整首诗被罩上了忧伤的阴影。而“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则进一步描摹出人物内心的悲凄和无奈。再如《伤心吟》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女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竹灯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些都是李贺把“悲”的境界进一步扩大化，从而达到一种完美的整合，或者说是诗境的进一步深入。由字面的悲深入到内里的悲，展示着悲凄意象的一种饱“悲”之美。
3、感伤的词汇
李贺对悲的阐释达到了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苦吟”“水咽”“蟾泣”“鬼哭”等凄凉、哀怨的声音在其诗中都大量出现，从而成为其诗歌悲剧独特的一面。在他的笔下，雨有“香雨”，风有“酸风”;月光可以“刮露寒”，箫声可以“吹日色”;表现将军之豪勇，是“独携大胆出秦门”;形容夏日之景色，是“老景沉重无惊飞”。这些大部分是幽凄冷艳的审美形态，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情绪，是诗歌笼上一层悲剧特征。
能够体现出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这些词大体可以分为“病词”和“寒词”两大类。
病词：李贺诗歌中有很多的病词，他在诗中有大量的对女性的描写，还有对自己的一种像是憎恨的病体的描写。如《出城寄权球、扬敬之》：“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躯。”《示弟》：“病骨犹能在，人间底是无。”《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南园十三首》：“泻洒本栏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由此看来，病似乎成了李贺展示自己内存气蕴的一种写作意象。
寒词：笔者认为李贺的诗不仅“冷”，而且“寒”。其实，随着理想的幻灭，在寒的意境中进行创作，正与他心理感受想契合。如《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椅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和《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中仙宫是寒的。《看坊正字剑子歌》“隙日抖明舌溶寒”剑光是寒的。《雁门太守行》 “霜重鼓寒声不起”战场的鼓声也是寒的。《老夫采玉歌》 “老夫饥寒龙为愁，蓝溪水气无清白”中采玉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的。李贺在《河内府试十二月词并闰月》的十三首诗中，有八处提到“寒”“冷”，甚至在描写七月景致的诗句中，也没有离开“寒”。有人统计，整个李贺诗集中“寒”字出现了58次，“冷”字出现了19次，而带有“寒”“冷”意的“雨”“风”“湿”“潮”等字出现不下百次。
4、感伤的色彩
李贺用奇异的光与色为他的诗歌组成了一层绚丽动人的彩色外衣。他的诗几乎篇篇与色彩有关，黑、红、青、黄、绿、白、紫等色彩应有尽有，可以说，读他的诗宛如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绿”、“静绿”。
李诗色彩词如此之多，与李贺对自然界的观察认真仔细，而又擅长勾画奇幻、诡秘的意境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李贺不是简单地将色彩引入诗中完事，而是按照人对色彩感受的规律，将其精心组织安排，使这些诗句成为一幅幅独具特色的画卷，大大增强了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长平箭头歌》写一支埋藏在地下很久，还沾带了血液的古铜箭头是“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黑的地方像漆灰，白的地方像骨末，红的地方像丹砂，而凄凄古血竟然生出了“铜花”，设色奇绝，想象丰富。《将进酒》写装酒的器具和酒的颜色是“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琉璃、琥珀的颜色已经十分瑰丽，还匹配着“真珠红”酒，一下子将色彩推向极端。李贺就像是一位高明的画家，给事物敷色设彩，描摹着五彩斑斓的图画，又在这色彩之上加以感伤的字词，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使得诗中的意象都呈现出一种病态与悲剧的特征。
李贺习惯单纯使用多个冷色调的色彩词，使人感觉整首诗处处冷暗，所有的彩色画面都处于凝冻状态。如《溪晚凉》诗的前四句：“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云留碧空。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这里，诗人涂抹的色彩共有白、碧、青、银四种，这四种色彩全属清冷色调，与“号”、“风”、“秋”等凄凉意象共存于一诗之中，形成了一种幽冷凄艳的意境。在五彩错杂之中，李贺还有意让冷色调占据绝对优势，使处于劣势的暖色调被完全冲淡，甚至成为一种反衬，强化了所绘画面的幽冷感。如《贝宫夫人》所描写的高悬的“银”、耸立的“青山”、“凝绿”的长眉，全都施用了清冷色调，只有一个海女所弄的“金环”用了暖色调。显然，这一丝暖色在众多的冷色之中被孤立、被淡化，弥漫于整首诗中的是冷清的意象。由上述内容可知，正是由于在诗中多用表示寒冷的词，或直接在加入大量感伤的色彩，才使李贺诗歌的悲剧特征更加明显。
知识扩展：李贺诗歌悲剧特征的形成原因
1、身世的影响
《新唐书·李贺传》说：“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这就是说李贺是李唐王朝的宗室，但谱系已远，沾不上皇恩了。到了李贺父亲李晋肃这一代，贵族之家早已式微。据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透露，李贺家里早年还请佣人，他少年是还有书童，而且总骑着驴出外寻章摘句。可见他家在贞元年间虽不属殷实人家，但毕竟与一般贫民不同。其父死后，家境衰败，生活十分艰难。然而李贺却对这一宗室血统出生颇以为荣，他在诗歌中称一再以“宗孙”、“皇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他家在河南昌谷，却常自诩“陇西长吉”，证明自己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从其反复言及宗室身份，也可看出他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和报效王朝的愿望。然而，他这一“高贵”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实际好处，他不仅没有受到宗室和王朝的特殊关照，而且不被接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忧患王朝命运及渴望建功立业却报国无门的巨大愤懑之中。
2、仕途的影响
李贺少年时代就“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成名很早。十八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的诗歌去拜访韩愈，韩愈只读了第一篇《雁门太守行》，便大加赞赏，邀约相见。然而，诗名并没有改变李贺不幸的命运。李贺原本对自己的仕途很有信心，元和五年(811年)，他满怀信心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举进士是唐代读书人入官致仕的主要途径，韩愈在《答吕黎山人书》中说：“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说明唐代读书人的主要的出路就是考进士。凭李贺的才情及各方面的条件，可以说他这次科举是势在必得，但却遭到了妒才者的诋毁。李贺父名“晋肃”，与“进士”音近，进京参加科举考试饱受攻击，说他举进士就是不孝。对此韩愈专门写了《讳辩》一文为其辩护，但在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面前，一切都无济于事，才华横溢的诗人只能怅然回家。通向实现理想的唯一通道被堵死的沉重打击让他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后来虽然担任过奉礼郎，但这只是个管群臣朝会祭祀之礼的从九品小官，短短三年后李贺就因病辞归故里。仕途的不顺，更加促成了他抑郁忧愤的心理，贫穷抑郁导致了身体的'病弱，而由身体的痛苦反过来加剧了内心的痛苦和忧郁。
3、健康的影响
李贺自幼体质羸弱，《新唐书·李贺传》说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李贺的短寿也正好印证了他羸弱多病的身躯。在短短二十七年的生涯中，李贺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诗歌创作上，把诗歌看作是生命的全部，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加之李贺一跨入社会，就有种急欲成就功业、显亲扬名的紧迫感和焦灼感。这种心态使他经常失眠、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躁动不安，不到二十岁，便出现鬓发凋落变白等早衰症状。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文人们咏叹命运不济、怀才不遇、人生易老的传统主题，但和众多的诗人比起来，李贺的命运更令人感伤。李贺妻子早亡，他与母亲郑夫人、姐姐和弟弟一道生活，家境十分贫寒，二十七岁就怏怏而死。临死前，他对母亲说：“天帝新建一座白玉楼，请我去写文章。”李贺虽然也有一些格调明朗、乐观向上的诗篇，但大多数还是灰暗、萧索、悲凄、愁苦的。身体的病痛影响了他的诗歌风格，所以我们说他的健康状况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浓烈的悲剧意韵。
4、宗教的影响
具体来说，李贺诗歌受宗教的影响更多的是指道教的影响。李贺的思维方式和想象的具体形式都与道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道教文化背景是李贺想象的靠山。李贺诗中的“鬼”，“虽为异类，情亦犹人”，“鬼魂，只是一种形式，它所反映的是人世的内容，它所表现的是人的思想感情。”[]李贺诗歌中显著的特点就是悲剧的内容，而道教的文化可以说是他诗歌中悲剧内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道教中的鬼，经常出现在李贺的诗中。从人到鬼是一种生命的终结，令人感到悲伤。而用鬼写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悲，人活着却用鬼来写，可以体会到被写的人过着与鬼一样的生活，而作者也是把自己看成是鬼，这样写出来的诗歌才能给人以传神的感觉。把自己看成是鬼和用鬼来写人，这两点也未免不可以看成是李贺形成其独特诗歌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道教的影响成就了“诗鬼”李贺。
5、诗坛的影响
中唐诗坛产生出李贺这种风格的诗歌，一方面是唐诗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的。我们都知道，中唐以后的诗歌早已没有了盛唐气象，诗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盛极难继的压迫感。大历、贞元时代的诗歌内容单一、意象重复、形式圆熟、气格变狭，如此现状必然促进诗歌的变革求新。因此新一代的诗人开始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汲取营养，加以变革。加上这个时期诗人大多遭遇坎坷，他们的诗在表现个人内心方面是丰富而敏感的，在语言与形式的创新上，他们走的是偏锋，从险怪等方向上变革。当时盛行的写长诗之风，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另一方面，当时的诗坛，深受韩愈的影响，追求雄奇险怪的风气。文坛的这种风气使得李贺也以奇异的想象和艳丽的辞藻进行创作，促使李贺诗歌形成了悲剧特征。
总之，李贺自视才高而沉沦下僚，性格孤僻加上疾病缠身，使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情趣，他所擅长描写的意象和氛围，是鬼怪、死亡、梦幻，忧郁、悲凉是其诗的主要特征。在诗歌极度繁荣的唐代，李贺用奇异的光与色为他的诗歌披上了一层绚丽动人的外衣，也使他独树一帜地永远矗立在了中国诗歌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