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李贺诗风独特，他以一个苦闷者的身份作着苦闷的诗，诗歌大多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蕴。
源出于西方悲剧艺术的悲剧意识拓展到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可以概括为：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和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中国是诗的国度，而纵观中国的诗歌史，在自己的诗歌中完整地描绘出自己的“生命悲壮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贺二人了。与屈原不同，李贺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诗歌中，干预现实政治的诗歌屈指可数，他更多的是在写心，抒发自己无人提携的苦闷、无人理解的忧愁，王世贞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1]李贺诗歌中怪异的想象、独特的意象营构及其所体现出的凄艳诡激的诗风其实是他内心苦闷的写照。
一、由对自我才华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产生的自负感
李贺对自己的才华是相当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战场为国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学天赋，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断宣扬自己，期望能够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赏识。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场上建立一番功业，从而不辱自己“唐诸王孙李长吉”的高贵地位：“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在得遇韩愈和皇甫慕名造访的时候，李贺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昂扬之情溢于言表：“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高轩过》)。可以说，李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有识之士的'提拔，渴望着能为国效力，以不辜负自己“壮士”的良好身体条件和“皇孙”的显赫家族地位。
虽然李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建功树勋、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可见李贺对自己诗歌无人赏识的状况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天赋和从未得以付诸实践的军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贺时时引以为傲的就是他自认显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2]。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辞汉歌》的序中，李贺如是写道：“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儿歌》的结尾，李贺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诗人姓李”。毫无疑问，李唐后裔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贺所看中的，因为这是他优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几乎是家境贫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贺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达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这一身份为傲，在诗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贵的血统，以期获得心理的满足和物质的利益。
二、因生理原因和家族现状而形成的沉重的自卑感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是这样描述李贺的长相的：“李贺细瘦，通眉，长指爪。”李贺自己的诗歌中也有对自己外貌的描写，如在那首著名的抒写心志的《高轩过》中，李贺即称自己是“庞眉书客”，此外还有“巨鼻宜山褐，庞眉又苦吟”(《巴童答》)、“长眉对月斗弯环”等。长眉巨鼻，毛发稀疏，指长体瘦，李贺的外貌确实有点让人不敢恭维。此外，李贺的身体状况也很差。他自幼体质羸弱，在药物的陪伴下长大。“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他甚至开始自嘲“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庐”。常年的生病吃药很容易磨损一个人的锐气，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有志青年，孱弱的身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斗志，增强了他的自卑感。除了相貌的与众不同和身体的羸弱，造成李贺自卑心理的还有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早衰的气质。“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终军未成传，颜子鬓先老”、“思焦面如病，尝胆肠似绞”(《春归昌谷》)。早衰的征兆在李贺的心中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他不可能像同龄人那样将死亡看作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因为病痛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这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
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李贺连最基本的“革命”的素质都不具备：形象不佳、体质羸弱、未老先衰。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常常是自卑的，不与人交友，稍遇挫折即唉声叹气，他的诗歌也大多自己意欲与世抗争而又无法抗争的事实，渗透出浓厚的悲剧意蕴。
前述，李贺“系出郑王后”的王室后裔身份很令他自豪，但就这一点来说，李贺其实是有着双重情感的。在《宗室世系表》里，根本看不到李贺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说明李贺这个“郑王之后”可能只是当初郑王的一个庶出分支，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家道中衰，和显赫的李唐王室越来越疏远，以至沦为一介平民了。要不然，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也不会只做过“陕西令”这样的小官了。这些李贺不会不清楚，只是，对于一无所有的李贺来说，“王室宗孙”的身份已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没落贵族的身份让李贺又自豪又自卑，在他不断宣称自己“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的身份的时候，隐藏在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的，是一颗自卑而又落寞的心和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哀。李贺王室宗孙的家族背景实际上并未给他的仕途和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顶着贵族的头衔而长期无人提携，李贺的宗室情节反倒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沉重心理负担。
三、自卑和自负两种情感无法平衡下生出的苦闷感
李贺的情感世界是复杂而不平衡的，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负和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正如学者所评价的：“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愁苦，无法自拔。”[3]因此，李贺常常是苦闷的，袁行霈先生甚至直称李贺的创作为“苦闷的诗歌和诗歌的苦闷”：“李贺是一个苦闷的人，他的诗歌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他的诗歌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苦闷的探索。只活了27岁的李贺，以他一生的苦闷，在诗歌艺术上做出了新的突破”[4]。
自负和自卑的情感无法平衡，催生出了李贺苦闷的情绪，这种情绪发而为诗歌，常常是语带激愤的：“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人间底事无”(《示弟》);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他的诗歌还常常透露出日暮途穷的凄凉感：“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二首其一);“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虽然李贺也有一部分抒发意欲建功立、实现人生抱负的诗歌，但显然，此类充满着苦闷和不满情绪的诗歌占据了其诗作的大半壁江山。王世贞曾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唐音癸签》卷七引)，李贺就是太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了，时时处处都在抒写自己的心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加选择地全部倾注到笔端，从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在他看来，诗歌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写心，否则，他的诗歌在后世也不会引起那么多命运之士的共鸣了。